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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史学主体 史官、史家是史学活动中的主体，在刘知幾的史学构成思想中，关于史学主体的论述散见于《史通》的一些专篇。其中，以《史官建置》《覈才》《辨职》《品藻》《直书》《曲笔》尤为突出。前文论史学功用时，已经讲到有无史官是有无“竹帛”的关键，而有无“竹帛”是有无“史之为用”的前提。由此可知，在史学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史官、史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这样的前提下，刘知幾对史官、史家的品德、职责、作用、追求等均有论述。 第一，关于史官、史家的品德。刘知幾认为，优秀的史官、史家应当“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2]卷七，《直书》，180这是讲史书编著的原则，也是讲史官、史家的职守和道德。所谓“成其良直”“仗气直书”，并以南史、董狐、韦昭、崔浩为榜样，无疑是强调史官、史家的道德操守。 第二，关于史官、史家的职责。这是刘知幾《史通》史学构成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不论是从史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史学构成的视角来看，史官、史家的职责都是经常要涉及的问题。前此，唐高宗《简择史官诏》和《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对史官职责都有明确的表述。刘知幾在史馆修史达二十年之久，对于史官的职责自有深刻认识，他在《史通》一书中反复讲到史官职责，是极其自然的。如《人物》篇写道：“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2]卷七《人物》，220-221前人的大善大恶有“诫世”和“示后”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否真正发挥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既与史官的知识积累有关，更与史官的价值判断、是否标准有关。刘知幾强调史官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出于对史学功能的重视，有重要意义。 此外，刘知幾对史书编著中有关历史人物传记的分合及历史人物的善恶分辨，史官也承担着重要责任。他指出：“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2]卷七《品藻》，172在刘知幾看来，史官对历史人物的“流别”“异品”处理是否恰当，是史官鉴识高下的标准之一，这直接关涉史官的职责。他又进而指出：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2]卷七《品藻》，175。这里，刘知幾再次强调了史官的职责，同时也指出了具体的处置方法，使著史者有所参考。从中，还可以看到刘知幾对史学的社会功能尤其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作用，充满着真诚的、崇高的期待之情。 第三，关于史官、史家之社会作用的评价。从刘知幾评论史官、史家的职责来看，可见他对史官、史家之社会作用持有正面的、积极的认识。当他纵观古今史官、史家之后，便以其提出的标准，对古往今来史官、史家之不同层次的社会作用做了这样的概括： 夫设官分职，伫绩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昔汉文帝幸诸将营，而目周亚夫为真将军。嗟乎！必于史职求真，斯乃特为难遇者矣。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2]卷一○《辨职》，261-262 刘知幾认为：“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董狐事迹载《左传·宣公二年》，南史事迹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都是史学上的重大事件，即不惜一死而坚持“书法无隐”的原则，从而对后世史官、史家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源头之一。刘知幾赞扬那些“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史官、史家，并举左丘明、司马迁为例。《左传》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相传为“左丘明”所作④，加之刘知幾酷爱《左传》一书，他称道“左丘明”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刘知幾称赞司马迁，也是着眼于《史记》的历史影响之源远。通观《史通》全书，刘知幾在《六家》《二体》等篇中，“扬班抑马”的倾向是存在的，这更多的是着眼于历史编撰。而当全面衡量史家的社会作用时，刘知幾并未举出班固而是举出司马迁，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刘知幾史学思想的复杂性。刘知幾赞扬的第三个层面的史官，是“周之史佚，楚之倚相”，称他们是“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史佚是周代史官，《左传》《礼记》载其有关事迹⑤，证明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倚相，即左史倚相，《国语·楚语》突出地记述了他的事迹，一是记他以95岁高龄的卫武公尚能谦和地对待他人，以及周文公“惠於小民，唯政之恭”的作风为例，劝谏楚国大夫申公子亹不应以年老而傲慢待人，使后者警醒，说是“老之过也”。一是记楚国大夫王孙圉回答晋国大夫赵简子询问楚国所存宝玉的情况，说是“未尝为宝”；“楚之所宝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⑥。左史倚相的机敏、胆识，使刘知幾把他同“周之史佚”并列起来而加以赞扬。 通观刘知幾在《史通·辨职》篇中所论，反映了他的史官、史家之品德、职责、社会作用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对史学活动之主体的深入思考。这方面的思考，在《史通·惑经》篇是强调“史官执简”的实录原则，指出：“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瑕疵，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2]卷一四《惑经》，374而在《史通·覈才》篇是以讲史体、论文章表现出来，感叹于“史才之难，其难甚矣”[2]卷九《覈才》，231。在《史通》的其他一些篇中，亦多从不同视角涉及史学活动之主体的得失，而他提出的“史才三长”论，则是对《史通》之论史官、史家的另一种表述形式，也可看作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