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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史学批评 刘知幾《史通》一书之最突出的特点是彰显史学批评精神，这也是此书关于史学构成思想的基础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史学批评精神是刘知幾史学思想产生、形成、发展的动力之一。《史通·自叙》篇这样写道：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滞心)不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2]卷一○《自叙》，271 这是一段坦率的肺腑之言，把《史通》之史学批评的旨趣阐述得淋漓尽致，把作者的宏大志向、锋芒所在以及复杂的心情和义无反顾的信心都写出来了。由此观《史通·原序》中所说《史通》之“通”的含义，也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通读《史通》，可知批评精神贯穿于全书之中。那么，刘知幾的史学批评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旨趣所在和多年积累。如刘知幾自己所说：“自幼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自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汉》不应有《古今人表》，《后汉》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2]卷一○《自叙》，271这一段“自白”，说明了刘知幾在批评方面的悟性、旨趣和积累。同时，刘知幾还讲到他读书的范围和读书的方法，也是积累的重要方面。 二是参与修史活动的启迪。刘知幾受命于史馆修史，前后二十年，对当时史馆修史之弊，知之甚深，曾上书监修国史诸官，极言史馆修史有“五不可”：其一，“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二，资料难求，如“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等。其三，“权门”“贵族”干预修史，“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四，监修者多，“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五，“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坐变炎凉，徒延岁月”。[2]卷二○《忤时》，555-556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鉴于此，刘知幾求罢史职而未果。另一方面，刘知幾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这就是：“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实能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2]卷一○《自叙》，269正是这种矛盾的冲突，启发了甚至是刺激了刘知幾的撰述欲望：既无法撰写历史，不如转而评论史学。 三是学术史上前人的启迪。《史通·自叙》篇还有这样一段论述：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释：自此以下，历举往昔传书，以启自托之福。将《淮南》作引。《淮南》之书不专一路，故用另述。)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释：四句上下作纽。)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释：《法言》主谈理。)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释：《论衡》主征据。)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释：《风俗通》主博洽。)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释：《人物志》主辨材。)夫开国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释：《典语》主评品。)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释：《文心雕龙》主文章体裁。○每书各有标旨，看其举义简当。)[2]卷一○《自叙》，270-271 笔者引用这一段论述时，特意保留了浦起龙的“通释”，因为从浦起龙的“释”语中，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史通》一书的性质和旨趣：不论是“主谈理”“主征据”“主博洽”，还是“主辨材”“主评品”“主文章体裁”，都对《史通》有所影响，这当是近于刘知幾《史通》撰述的本意。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自有其主客观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