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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关于史文表述的思想。文字表述是史书编著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史通》中的《言语》《浮词》《叙事》等篇，突出地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史文表述的思想。其《言语》篇开宗明义地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刘知幾批评一种不良的史文：“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他鼓励“事皆不谬，言必近真”的史学风气，指出：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2]卷六《言语》，138，142 能够做到“不谬”和“近真”，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史书编著的最高境界了，而这也是刘知幾关于史书编著的理想境界。浦起龙在《言语》篇后评论说：“信史务在纪实，语从其实，史法也。”这一总结，很恰当。 关于史文表述的认识，刘知幾还提出“浮词”这一概念，十分重要。《浮词》篇指出：“昔夫子断唐、虞以下迄于周，翦截浮词，撮其机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2]卷六《浮词》，149-150什么是浮词？刘知幾没有做出定义。浦起龙解释说：“浮之云者，溢辞也，歧辞也。”概而言之，多余之辞。查刘知幾此言，源于《尚书序》，即“孔子生于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9]114。1999年版《辞海》解释“浮词”是“虚饰不实的言辞”[10]1135。这个解释比浦起龙的解释更明白易懂，以此来看待《史通·浮词》篇，也更易于理解刘知幾的史文表述思想。刘知幾形象地比喻说：“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或是：“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2]卷六《浮词》，148-149刘知幾用对比的方法来阐明“浮词”之弊端的思想，易于警示史书编著者的关注。 刘知幾关于史书编著之史文表述的思想，在《叙事》篇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更具有理论意义。而全篇也多与《言语》《浮词》有所关联，形成历史叙事学的初步理论体系。《叙事》篇开篇阐述了作者关于叙事的总论：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2]卷六《叙事》，152-153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刘知幾的这段论述，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在中国史学上首次提出了史学审美的命题，而这一命题是与史书叙事密切相联系着的；二是把史书编著中的叙事这一环节作为一个特定概念以专篇予以论述，这在中国史学上亦属首次，在外国史学上似也少见；三是史书叙事或历史叙事的楷模是《五经》《三史》，“后世学者”难以企及，但可以为龟镜，学习、借鉴，追求“史之称美”的目标。可以认为，刘知幾关于历史叙事的思想以至于一般叙事理论，在中国史学思想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刘知幾关于史书叙事的理论包含三个分论：其一，从国史之美讲到“以叙事为工”，从“叙事之工”讲到“以简要为主”；其二，“叙事之体，其别有四”；其三，“叙事之省，其流有二”。这三个分论，都与《言语》《浮词》有内在的联系。 试论其分论之一。《叙事》篇这样写道：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必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2]卷六《叙事》，156 这段文字中包含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即国史之美—叙事为工—简要为主。其“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其所批评的现象是“必寻其冗句，摘其烦词”；等等，显然是同《浮词》篇批评的对象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