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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史学功用 《史通》无专篇讨论史学功用，但《史通》一书却在多处论及于此。其中，以《史官建置》篇开篇所论最为重要，也最具理论意义。刘知幾在讲到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重要性时写道：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卷一一《史官建置》，290-291 刘知幾以设问的口吻提出问题，倘若在没有史官记事而“世无竹帛”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过往的人和事就难得了解更无从做出判断了。反之，在“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条件下，人们可以“神交万古”，可以“穷览千载”，可以“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此，刘知幾得到一个深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在刘知幾以前，也有一些关于史学功用的言论，如孟子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155；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4]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878；范晔说的“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5]卷六九《范晔传》，1831；以及时人称赞陈寿《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6]卷八二《陈寿传》，2138；等等，说得都很好。但这都是就具体的人和事而论，不是从一般意义上阐述史学的功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有两句话，即“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了历史。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命题。而上引刘知幾的这段话，正是进一步阐发了“载籍”(“竹帛”)在人们“识古”中的关键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史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工具和桥梁。刘知幾关于史学功用的这段阐述在史学思想上的价值在于：第一，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问题，即有无史官、竹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二，他揭示了人们求善、敬贤之心，即史学功用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表现出来；第三，他强调了史学功用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即所谓“急务”与“要道”。第四，他丰富了唐太宗《修晋书诏》关于史学功用思想的内涵，即超出政治功能而具有广泛的意义。 刘知幾在《史通·直书》篇中把这种广泛的意义概括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2]卷七《直书》，179。这里说的“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语出《古文尚书·毕命》：“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孔颖达疏为：“言当识别顽民之善恶，表异其居里，明其为善，病其为恶。立其善风，扬其善声。”②孔颖达用“顽民”一词固然不当，但“立其善风，扬其善声”之意，言之甚佳。刘知幾援引此意，反映了他对史学功用的重视和期待。 正是在史学功用这个重大问题上，刘知幾表现出了对太史公司马谈的充分理解。《史通·人物》篇有这样一段表述：“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为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2]卷八《人物》，222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记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的一段话，字字千钧，刘知幾引用其大意而加以发挥，表明古往今来，史学家都深知自己肩头的重担，都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功用。当然，刘知幾说的“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并不恰当，但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在于“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