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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首倡之动因：吏治可冀澄清 湖南法政学堂为全国率先提倡法政学堂自修科者，上文所引《清朝续文献通考·学校考》已有提及，但为何湖南的主政者要首倡此事呢？对此，徐保安的解释为“针对法政学堂教育规模有限这一问题，湖南法政学堂官校以附设自修科的办法加以解决”(13)。笔者以为言下犹有未尽之意。对此问题，时任湖南巡抚的岑春蓂曾有奏折专门提及，且观其说法： 至正途出身、历任要差及考列一二等各员，照章本无庸考试入堂，惟此项人员或文理优长，或事理明练，如能研习法政，因应当益觉适宜。爰于该校附设自修一科，亦照别科、讲习科两类，各择应习之精要书籍暨现行约章例案，按三年、一年半程级，依次排定课单，准各员自认一科，照单购备阅习。现时供差省外及分道、分府者均归自修科办理，统俟自修期满，考验一次，分别予以功过。似此，则全省候补人员咸有学习之方，庶几教育普及、吏治可冀澄清。(14) 分析上述文字，照“章”“正途出身、历任要差及考列一二等各员”本无须入法政学堂学习。岑春蓂所言的“章”即清末预备立宪的主持机构——宪政编查馆所奏《切实考验外官章程》，为助理解，且录《切实考验外官章程》相关规定如下： 凡捐纳、保举两项之道府同通州县以及佐杂各员，除正途出身及本系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学生外，无论月选、分发，到省一律俱入法政学堂，先考以文字。其文理不通及不能执笔者，即咨令回籍，无庸入学外，余各按其文理浅深，分为长期、速成两班，限年学习。期满卒业，由督抚督同司道，按照法政课程，切实考试，必须给有卒业文凭，方准赴任差委。(15) 参读这两份奏折，我们可以看出：宪政编查馆对于候任官员是否需要接受法政教育，是区别对待的。科举正途出身及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学生无须入法政学堂学习，而其他出身的官员得“赴任差委”的前提却为在法政学堂卒业。但此措施实施后，也随之产生一问题，即长此以往，科举正途出身及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学生所学的法政知识，反不如“捐纳、保举两项之道府同通州县以及佐杂各员”等被传统士大夫看不起的官员。故湖南省针对此一弊端，采取设立自修科的方式予以补正，即候任官员不论出身，一律要进法政学堂学习，只是正途出身、历任出差及考列一二等各员可以自修的方式进行。湖南法政官校的自修科模式初步成型。 而早在湖南之前，热河都统廷杰所奏《拟定速成法政学堂章程》针对“现充要差而兼愿求学者”设立了特别科，其规定“以一百人为定额，官四成，绅六成。官班分本科、特别科。以现充要差而兼愿求学者为特别科。官班除现任要缺人员外，如系事务较简之实缺官，亦可入特别科”。廷杰所上此折，载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行的《政治官报》第五十号(法制章程类)，就时间而言，早于岑春蓂上言自修科一事的奏折。可见，地方大员认为官员需研习法政者，实不乏其人。当然，就“自修科”这一名目而言，确如宪政编查馆所言，湖南省系首定者。 (三)中央(宪政编查馆)之目标：法政知识宜设法推广 湖南法政学堂对候补官员进行法政知识培训的“自修科”模式，很快得到中央的认可并被加以改造。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宪政编查馆咨行各省： 法政知识宜设法推广也。本馆奏章为澄清仕途起见，故只考试捐纳、保举各员，令其学习。方今各省筹办新政，在在需材，即由正途、学堂出身及考试列入一二等人员，亦宜扩以新知，期收远大之效。仕优则学，特在长官为之提倡。查湖南法政官校附有自修一科，编发讲义，俾校外各员自行修业，无毕业试验，亦无学成奖励，用意良美，惜无督率之法，恐难有普及之期。今特采其意，令各省除应入学堂各员仍分别入学肄习外，其余无论现任及有要差者，均须领取法政学堂讲义，自行研究。(16) 宪政编查馆所提倡的“自修科”模式，相对于湖南模式而言，最重要的改造在于要求“现任及有要差者，均须领取法政学堂讲义，自行研究”。需要自修法政知识的官员从候补者推向了现职者，就此来看，宪政编查馆咨行各省之文，实际是湖南模式加热河模式的组合。 至于为何要由宪政编查馆，而不是学部咨行各省？我们的分析是：学部作为中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对于各省法政学堂自然有管理之权，然其地位却仅为中央各部之一；而宪政编查馆自设立之时起，其主管大臣多由军机大臣、大学士组成。两者地位孰轻孰重，不难判断。由宪政编查馆咨行各省设立自修科，一方面是因为宪政编查馆要借此修正自己颁布的《切实考验外官章程》；另一方面恐是因为让在任官员学习法政知识，兹事体大，由统筹预备立宪的宪政编查馆下文，相较学部显然更合适。“自修科”的设立虽然已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能否为各省响应，尚又值得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