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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政学堂自修科设立之意义 清末新政，兴学堂、废科举，士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已在改良的浪潮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向西方看齐。作为朝廷统治中坚力量的在职官员，却因为时间、精力受制于本职工作以及囿于身份、地位的保守等缘故，绝大多数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被“时间差”留滞在中国传统的律政知识窠臼之中。故预备立宪的主持者们，外藉“贤才辈出，吏治日有起色”的旧式话语(45)，内求通过设置法政学堂自修科以改造在职官员的知识结构，诚可谓用心良苦。而此制度之设立也确实为身膺大小职务，却又积极或被迫研习法政的官员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平台。 热河都统诚勋就坦承：“热属在任正佐人员及现充盐税垦矿各要差，约计不下三四十员。若概令其入堂肄业，势必无员应差，于地方诸多未便。惟有遵照馆部定章，凡有差缺人员，准其领取法政讲义，在校外自行研究，仍按学期，将所阅讲义撰写笔记，送堂查核，分别等第，以课成绩。”(46)如没有自修科，职守与研习法政之间，这些官员们恐怕是很难兼顾的。当然，最终这些校外员通过自修科获得多少法政知识，笔者不敢妄下断语。但有些材料或可间接说明问题：吉林巡抚陈昭常向中央报告自修科的情况时，提及“(校外自修科)已于本年三月开办，官吏报名者达八百余人”(47)。一个“达”字当可说明报名者之踊跃，以及陈昭常之自豪。而孙兴让在湖北法政学堂所获得的凭照已是“第贰佰伍肆号”，说明鄂省毕业人数也并不少。数量当然不能代表质量，但至少说明了以自修为模式的法政教育在官员中的普及程度。 而比数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校外员的来源，仍以吉林省为例，“或托人代报，或自行投函，或由各署局所公文汇送，或由学堂议会全体列名。远者有外府、外省之分，近者有现差、现住之别”(48)。能让外府、外省的人也来报名，至少说明手握实权的官员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学习法政的必要性，并将这种认识化为行动。对于清廷官员的此种努力，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执国内舆论牛耳的《申报》就先后以《吉省官场法学思想之发达》、《热河官吏亦研究法政矣》为标题，对相应地方法政学堂自修科的举办情况进行了报道。(49) 清末新政，制度更张，本以“模范列强”为宗旨，立法自不例外。预备立宪需要培养懂得西式法政的人才，而在职官员懂得西式法政的人才日多，则更易推动立宪之进行，可谓相辅相成。特别是随着新政后期不少西式法律的相继出台，更要求司法官员有较丰富的西式法政知识。但如所周知，“建立完整的新式法院体系直到民国结束也未实现”(50)，地方行政官兼理司法在清末仍大量存在。为使在职行政官员兼理司法时，对种种西式法律不致过于隔阂，对他们提供尽可能的西式法政教育，自足刻不容缓。法政学堂自修科的出现就是顺应了这样一种需要。 百年之后，当法政学堂自修科档案尘封于故纸堆时，我们翻捡旧章，尤可想见当年这批体制内的实权者推动学习或学习西式法政知识的进取心或被动感。当然这种进取心或被动感又往往是和各方的利益所取绞合一处的：中央欲普及西式法政知识于官吏之中；地方法政学堂则想才财兼收；处于知识转型中的官员们有稳固及至提升其在官场中地位的需要。可谓一纸自修科凭照融合着各方的诉求与利益。 各方的诉求与利益容或有不一致之处，但“自修科”至少在其作用范围内，将各方的心、力、财等引入一个积极的方向。以此观之，前人之努力不为无意义。 注释： ①《督抚宪札为准宪政编查馆咨饬办法政校外生文》，宪政编查馆编《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第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652页。 ②参见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7—126页。 ③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周少元：《清末法学教育的多样性特点》，《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姚远：《陕西法政学堂与西北大学沿袭关系考》，《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周正云：《论清末湖南的法学教育》，《时代法学》2004年第2期；姚琦：《论清末民初的法政学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陈建华：《清末民初法政学堂之研究：教育史的视角》，《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肖宗志：《晚清新政时期官员的教育培训及其作用》，《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徐保安：《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④湖北省档案馆藏：《孙兴让凭照》，全宗号LS7，目录号10，案卷号28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