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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法宣战前清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的议论 探讨清政府对时局的应变，当首先考察清政府卷入“越南问题”前中国外交领域的变化。 19世纪60年代后，鉴于太平天国的震荡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耻辱，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提出“自强”的口号，幻想能够中兴王朝，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一方面，清政府竭力避免与列强发生冲突，强调与列强保持和平；另一方面则认为建立自己的力量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一些官员提出，应使“朝野内外以庚申之耻常悬目前”，以“持久之精神”，致力“自强”，以“待来日之角逐”(20)。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对于中国当局来说，这种能力的恢复似乎是不可能的。”(21)然而，左宗棠奉命入疆，很快平定了阿古柏叛乱，恢复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在接下来的对俄交涉中，曾纪泽议改崇厚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收回伊犁九城，他自己也感到“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22)对许多官员来说，“这一事件证明中国能有效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抵抗外来侵略。”(23) 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的认识，特别是周边藩属普遍受到侵略，边疆危机四伏，使他们不能不思索中国的出路。光绪五年(1879)三月，曾纪泽与日本驻英公使吴雅娜谈及高丽、琉球诸国时说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息兵安民最善之法。……吾亚细亚诸国，大小相介，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则大者亦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加以凌人也。”(24)旅欧不久的曾纪泽，表现出对当时欧洲那种表面安定的国际秩序的羡慕，并认为亚洲国家也应援引国际法建立这种秩序。同年五月，他在同万国公法会友土爱斯谈论万国公法时说：“公法不外情理两字，诸事平心科断，自与公法不甚相悖。至于中国之接待边徼小国朝贡之邦，则列圣深仁厚泽，乃有远过于公法所载者。西洋人询诸安南、琉球、高丽、暹罗、缅甸之人，自能知之。”(25)他认为，中国与周边小国那种建立在名分、道义基础上的封贡关系不但与万国公法不相悖，而且远过于公法所载，是维护国际和平的理想办法，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必要。 当然，其时中国的周边属国普遍受到侵略，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上国的荣誉，中国对属国问题的关心是普遍的，行动却又是无力的，70年代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争执就是在朝廷上下的议论中不了了之，前述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越南的最初反应也是例证。由此，面对法国制造的“越南问题”，在与法交涉的过程中，清廷内部呈现出几种应对策略，表现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