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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战自强论 主战自强论主要出自疆臣，他们对越南问题的迫切性认识最为深刻。 光绪七年(1881)云贵总督刘长佑上疏说：“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越南为滇粤之唇齿……(法人)志吞全境。既得之后，必请立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山矿金锡之利，或取道川蜀以通江海，据列邦通商口岸之上游”。(69)刘坤一光绪六年(1880)十月二十八日上奏说：“盖外藩者，屏翰之义也，如高丽、越南、缅甸等国与我毗连，相为唇齿。所谓天下有道，守在四夷。”(70)当时朝野上下对越南问题形势的分析莫过于此。这种分析突出了中国干预越南问题的必要性，用张树声的话说：“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增中国之卫，而阮藩凭借皇灵，或可不至遽夷宗社”。(71)他们一方面要保卫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又想以皇朝圣灵来维持藩属的兴灭继绝，维系宗藩体制的存在。因此，他们主张滇粤各军守于域外，以任保藩固边的双重任务。 他们对越南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反映出传统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同时也可感到一点时代精神的影响。对越南，他们仍是从中国对属国的传统政策与惯例出发，主张要“蔚越藩乞救之心”，以便证明“圣朝始终字小之仁”。(72)以请缨赴艰著名的唐景崧就曾对李宝分界保护越南之议作出这样的分析：“越都顺化设在南圻，我既立保护之名，先委其都于度外，是显示中国专为边隅起见，未免孤属国之心。此不从在越也。”(73)他们也看到了中西体制的区别。广西巡抚倪文蔚说：“凡泰西各国于弱小之国交涉事件，辙举保护为名，实则政权归之自主，与吞并者无异。英之于印度凡其明证。我朝仁德如天，越藩等属仅于轮年职贡，以示臣服，其余地土政事，任藩自主，不更稟承。今越藩势难自立，睦邻除暴，胥仗天朝。”(74)在倪看来，宗藩传统体制是不容动摇的，光绪九年(1883)七月越南国王请求因陆路被法阻碍而改由海道入贡时，他请示朝廷“援成例以拒之”(75)，因为越使贡华向由镇南关经广西北上。这可说是执着于传统封贡体制的一种极端态度。当顺化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两广总督张树声大为震动，“若中国隐忍不发，则保护之实不至，即属邦之义果虚。缅甸制于英，暹罗攫于外，琉球灭于日本，中国均未能出一旅之师，昔之万国衣冠，奉我正朔者，仅余朝鲜与越南两国耳。”(76)有趣的是倪文蔚本于仁德为怀，对于越南与法国订立顺化条约却表现出理解，认为这是“不得以权以图存”之举。(77)张树声对于法国逼越和议，无视中国的态度与权利一意迳行所作出的反应也是极忠于上国对下国的义务以及在各国面前的威望，“是可忍，何以谢越人，是而不争，何以示各国。”(78)他们不仅在考虑保障国家安全，还在追求他们观念中固有的理想——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要体现上国的怀柔之德。 对于越南种种自外生成的行径，他们也根据固有观念去评估。首先是不理解。刘长佑光绪八年(1882)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说：越王对法俯首从约，“但畏悍夷之势，不顾天朝之威，可谓大惑不解。”(79)再则是视越王两面派行为为无道。倪文蔚说：“该嗣王甘心降虏，弃宗社如敝履，若论大义，亦当在废置之列”，但他不是主张弃之不问，而是要“俟时局大定，再行择立贤能，重建藩服。”(80)彭玉麟、唐景崧更曾分别向清政府和刘永福建议封刘为越王或自为越王。在他们心中，封贡体制无论如何应予维系，这与其说是边疆安全的考量，不如说是对固有理想的追求。 不过，在他们的言论中已不自觉地流露出中国于属国力有未逮的无奈。刘长佑曾援中国向不干预属国之政以自解，“越之议和既未相闻，在我亦可若为不知，示以镇定，借遏他图。”(81)倪文蔚更明白地说：“第我现在经营北圻，力有未遑，恐一经责问，彼或心生疑惧，反与法人并力谋我，实非目前事势所宜。”(82)这无疑与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矛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