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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藩属实质化主张 与上述主和派弃藩主张相应的还有另一种积极干预的主张——将藩属实质化，主张备战求和，抵抗侵略，以达到保藩固边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是曾纪泽和薛福成等。 曾纪泽对越南问题的严重性有较清楚的认识，“越南后隶藩服，为滇粤屏蔽，”若听任法国侵削，“则滇粤藩篱为他族所通处，后患不可胜言。”(47)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而且将影响及朝鲜，因此中国不能坐视不问，而应积极干预。这种积极的态度无疑与他们对中国自身力量的估计和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关。曾纪泽说：“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动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48)左宗棠也说：“江南水陆各军选练日久，兵力渐强，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防固围，则尚力所能为”(49)，并且感到中国的国家地位似乎有了提高。 法国虽也是西方强国，但较之英、俄、德等国尚为较弱的一个，曾纪泽身居海外，对此较为了解。普法战后，法国元气大伤，一时难以重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分歧较大。(50)曾纪泽向总署报告，以“法之财力，不能发兵二万人东行。”(51)在致李鸿章书中指出：“法之本国，朋党相竞，政出多门，非各党同心，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之外，而各党冰炭参商，绝少齐心之日”，“法人与西洋无一友邦，内顾多忧，则远谋易馁。”(52)曾纪泽虽然也知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除了互相争夺的一面，还有互相勾结“协以谋我”的一面，但他所言也确实是当时法国国情的一个方面。因而在他看来，国际国内两方面都表明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是中国自强的最好契机，“细考法人财力实非富裕，又与义、德两国不和，常怀内顾之忧。越国以鄙远，古人犹难之，况劳师于数万里之外，筹兵筹饷尤非易易。彼所据之西贡，仅一瘠区，若真与我失和，此地亦难久据。吾华近年海防兵力，兼御各国则不足，专御一法则有余。法之图越，若遣兵二万人东行，即须竭通国之全力。吾华未必一战遽能胜之也，一战不胜而能复振，则主客之劳逸，彼此悬殊，相持一载，法必告敝，而各国皆有戒心，中外强弱之机在此一举。”(53) 薛福成也持类似看法。他致书张佩纶，说“越南安危，视乎中国措注之得失，实为中外交涉一大关键。”(54)他还从中国自身形势的严峻分析了这一问题：“自琉球灭，而越南朝鲜相继多故，若再置之不理，则外藩尽削，而中土岂能独完?中国之必救越南，非为越南计，为中国之大局计也。”(55) 那么，如何把握好这个机会呢?薛福成就曾论述“中国不勤远略之误”(56)。他们认为中国的政策应建立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必须赋予实质性的内容。曾纪泽光绪七年(1881)十月二十四日致总署筹越事七条带有很明显的意向，其中前三条指出中国应控制越南的外交，使之适应于中国对法交涉的政策，第四条指出中国应在西洋各国面前显示对越的真正宗主权。(57)曾纪泽于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更清楚地说明这种做法及其意图，“法人阴怀吞并越南之心，阳借通商各国之举。毅然引以为己任，可以收越南之权，延各国之誉，而夺法人之口实。且猛虎临门，拒之不得，投一羊以斗众虎，未必策之中者。”(58)后几条暗含破坏法越条约、绝法人之借口的意图。这也说明具有旅欧经历的曾纪泽意图利用西洋国际法这个武器与法国进行外交上的斗争。 当李宝关于分界保护越南之议出笼后，曾纪泽在上李鸿章书中更明确地说出他的强化对越南的实际控制的主张，“仿驻藏之例，奏派驻越大臣，统劲旅以镇之。府县之官，仍用越人，我操黜陟之权，仍命越王颁以敕谕，整顿商人”；并准备如“异日法人废保护之名，据其所得而有之”时，“则我亦据所得而有之，人不能以我占属国之地而议我，盖知其势之不得已也，先扼险要以拒强邻，实目前之急务。虽不能悉防后患，然祸发亦当稍迟。”(59)因此，他在对法交涉中常有意将传统的宗主权解释为西方式的宗主权，极力强调中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利。 对李宝议和，薛福成也不是像清议官员及一些疆臣那样断议是非，而是认为分界保护之议是“中国盛衰强弱之机括所由分也”(60)，但要切实经营，立约分界保护最宜详审，在外交与政治上与法切实角逐：“法人如不认越为中国属邦，我亦宜勿认法越之旧约也”，“法人宜以东京交还越南以符原议。”关于与法共同保护越南一节，中国应一如法国切实进行，遣使入越与闻国政，“彼时中国若意存省事，惮于遣使，则越南之事，中国仍不得与闻，将独任法使以把持，启其挟制侵占之渐，是以越南委之于法也。西洋于半主之国，无不遣使驻扎。……既欲保全越南，则循例之举实不可阙，”中国不应为向不过问属国内政、外交的成例所限，在红河以北我之保护区域宜驻兵巡防，“一旦撤师，示以未遑远略，又将居其狡谋。”在强调藩属实质化方面，薛福成比曾纪泽表现得更加积极，说得更加明确。 对于越南问题，他们较少空论上国的义务、宗主的虚名，也更加注意战略地区的控制。曾纪泽在致总署函中这样说：“红江通行轮舟，则云南十日可以至海口……吾华自据该江以便利，则由京师达滇，兼旬而已，于控制之道，裨益良多。否则，亦宜以力护助越南，保守该江，不使他国据以逼我。”(61)在这一点上，薛福成又比曾纪泽走得更远，他说，万一越南日就衰弱，终至为法所灭，则中国应划江而守，将三分之一的越地占为己有，“分此一隅，亦差免为各国所轻视。”(62)他的这番话不能说没有扩张领土之意，但这是迫于对法斗争、固我边圉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是对既往中越关系反思的结果。实际上他关于越南问题的上策是越南能在中国的保护之下继续存在，以便如李宝所议，建立法南我北、共同保护的局面，分其一隅只不过是他的中策。(63)事实上，当时保全越南与固我疆圉既密切相连又相互冲突，权衡之下，他们更强调后者。 曾纪泽长期身居欧洲，留心于大国政治。因此，他还试图从欧洲政治的角度来解释越南问题。光绪八年(1882)三月二十三日，他与佛莱西讷会晤时说：“中国乃越南邻近之大国，越南乃朝贡中国的邻邦，法国若欲灭之，中国不能置若罔闻。”“中国愿与越南为邻，不愿与大国连界，与大国连界，恐生事端，两不相宜。查泰西各国立比利时、瑞士等国之意，皆为隔阂大国，以杜争端。越南界于中国地方与法国属地之间，其势相同，不可废之。”(64)这就不是谈论宗主权的问题，而是谈论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问题，隐括缓冲地带之说，强调大国制衡。 曾、薛之论不再强调空洞的字小之仁，主张采取一切手段，提出藩属实质化、控制红河以北乃至分越一隅的主张，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对属国政策的一种修正，以适应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他们还带来了关于法国和西方的最新消息和知识，曾对当时的主战论发生了影响。如曾纪泽对法国内政外交困难的报告和欧洲政治的分析，使清议派据以认为法国为“强弩之末”，使彭玉麟等疆臣也懂得越南问题，“即以泰西之事论之，英国以并境争比利时，以印度而争阿富汗，即揆之万国公法，势不能坐视也。”(65)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思想主张在当时不过是凤毛麟角，未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清政府的影响极其有限。 通常人们说他们是有名的主战派，可是他们从来就不反对议和。在中法越南问题交涉初期，曾纪泽“并不一定主战，只是备战求和”(66)，追求光荣的和平，用薛福成的话说是“以和为本，以作可战势为用”(67)，说他们是主战派，他们自己可能也不会同意。光绪十年(1884)三月二十三日，曾纪泽在伦敦复李香严书中说：“法越一案……传闻异词，乃有李主和、曾主战之说。夫纪泽所谓备战者，特欲吾华实筹战备，示以形势，令彼族知难而退。……至于不欲启衅之心，未始不与合肥同也。”(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