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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商周官僚的职务与特征 按照《淮南子》的记载，作为官僚的舜后来当了天下共主。禹在尧舜时期掌司空之职，而其后因治水建立奇功，帝舜也将天下共主的君位禅让给禹。契、后稷作为部落君主也担任官僚，而其后裔最终建立了商王朝与西周王朝，也相继成为了天下共主。故实力强干的部落君主即官僚经过努力奋斗，是可以轮流成为天下共主的。 （一）夏商周平民群体的职业划分 由上可知，黄帝及以前的官僚是运用结绳记事的方法统计、管理人民，而随着官僚职业分工的不断细化，不同的官僚所其管理的民众也会不同，所以民众也会被划分成不同的职业。周代就将民众分为“四民”。“四民”的种类说法不一，诸书记载亦各不相同。 《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治国》：“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人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种身份，士人主要是宫廷服务人员、君主卫士以及国家常备部队人员；农民则主要从事农业和养蚕、纺织业，是国家平民的主体，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征赋对象；工匠在周代主要是在官办作坊中从事手工业，为王室贵族生产祭祀礼器、兵器、车辆、农工具以及生活用具。约到战国时出现了民办手工业作坊，这是工匠从官办作坊流出的必然结果；商人主要从事长途贩运的业务，这里可能也包括贾人，即只在固定地点倒卖商品的“坐贾”。“四民”职业不同，但都有专职官僚进行管理。《荀子·解蔽》：“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其中，“市师”应对应《周礼》中所记载的职官“贾师”。《礼记·月令》：“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郑玄注：“工师，工官之长也。”《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赵岐注：“工师，主工匠之吏。”此“工师”显然也是《解蔽》所谓之“器师”。如此一来，“田师”、“器师”、“市师”三者再加上主管法律诉讼的官僚“士师”，恰好可以分别管理“士农工商（贾）”四民。而《史记·货殖列传》从经济生产角度出发，又将“四民”定为“农、虞、工、商”四个职业，即所谓“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其中“虞”是指到山林中采伐和开发木材、药材、矿产等资源以及捕猎山林沼泽中的野兽的职业。战国诸多文献已记载有“虞师”的职官，应是专门管理虞人的。“虞”应是源于古代采集业，发展到后来便是猎户。 （二）夏商周阶级社会中官僚群体的构成 夏商周王朝实行“家天下”，等级与名分的观念变得相当突出。但那只是国家君主间的政治统治平衡被打破，“家天下”却并没有影响官僚与平民社会的生活。官僚虽然日趋职业化，民众也已被划分成不同的职业，但平民的个人财富仍然较为平均，贫富差距很小，故社会较为平稳。考古发现殷墟遗址墓葬群中占95%的平民墓的随葬品数量都大致相当，从而证明夏商社会的平民财富的确十分均等。《管子·治国》描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与君主治理人民的基本政策： “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士农工商”四民虽然职业不同，其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多寡不一，但生产力多寡的差距仍然很小。而君主又懂得平衡民众的财富，通过让“四民”之间进行交易，调控各类贸易用品之间的交易比率，使每个群体的财富都变得均衡，这在现在看起来是阻碍了劳动积极性，但毕竟早期的社会生产力普遍都很低，只要通过贸易各得其所需，生活质量与个人拥有财富得到平均分配，那么人民逐利的意识也就并不强烈，所以可以做到国富而民安。其中主管民间贸易的官僚功不可没，其职责是平衡社会财富。应该说，此时的官僚兢兢业业，运用自己的学术知识服务人民，协助君主处理政务。人民感怀官僚之治，正合《开塞》所谓之“下世贵贵而尊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