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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周—春秋官僚的腐败与流散 （一）西周官僚队伍的剧变 自西周中期之后，王朝官场上开始出现腐化、衰败的现象。《史记·周本纪》：“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可能是由于西周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原因，贵族和官僚逐渐在经营自己所分封的土地时，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异。那些善于经营的家族经过累世不断努力而逐渐强大起来，而另一些不善于经营的家族则反倒使封土日削月割，以趋于亡。朱凤瀚先生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记载，考证西周王畿内的井氏家族约在西周中期后半叶开始衰落，居然地位降格，有很大一块封土被瓜分。甚至沦为其他贵族家臣。但其仍有一些分支小宗收到王的重用。[5]无独有偶，周原裘卫家族青铜器窖藏所出土的“裘卫诸器”记载了裘卫和矩伯的三次交易。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交易证明，矩伯为了维持其家族传统的贵族身份，迫不得已将封地和物产拿出来与裘卫交换用作庄重礼仪的玉器。长此以往，裘卫家族便从王朝的匠作小官逐渐兼并了很多土地，他家族依靠的就是用自营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博取土地的经营方法。[6]西周晚期时《琱生簋》《琱生尊》等“琱生诸器”就堂而皇之地记载了发生在周厉王五年、六年的一件完整的因土地纠纷案的诉讼而引发的行贿、受贿阴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场腐败事件[7]；《卫盉》铭文透露至迟到西周中期，土地已被视作商品可以交换出售；《牧簋》中也透露了周代“百僚”管理混乱，官员似乎有滥用职权的问题；《五祀卫鼎》记载了裘卫与邦君厉之间关于田地的争讼案件；《散氏盘》则记载了周王畿内的散国和夨国因土地纠纷而争讼于周王，最终确定了土地契约。这一系列的现象都说明，周王畿内部因追求土地资源和物质财富而争利的趋势愈加严重，各级世袭贵族的地位此消彼长，甚至出现了层级易位的现象[8]。这个周王畿内贵族争利的局面最初可能只涉及行政官僚，而以史官为代表的事业官僚似乎鲜有参与。 西周王朝将大片土地封给各个贵族，贵族封邑内的土地资源又由贵族任意开发，而礼治无法抑制贵族争夺有名分的利益。周王室一味坚持分封制以赏赐贵族土地，本身就会造成自身经济力量削弱，国力走向衰退，而畿内贵族则反而实力开始雄厚起来，这是西周王室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9]在王朝盛世无战事的时期，定居而安逸的生活必然激发起贵族们不择手段地兼并土地、扩充财富的欲望，腐败的思想于是萌生。青铜器上所记录的都是作器者彰显其荣耀的事件，而将行贿等阴谋铸在铜器上，只能证明行贿是一种新生现象，王朝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危害，更无立法措施加以约束。这是社会进步后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是贵族财富急遽积累的必然结果。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恰恰是西周贵族腐败生活的物证。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导致周天子的财源匮乏，贵族、平民反而财富膨胀，这样就会导致国人丧失战争意志而追逐腐化、安逸的生活。不久后周厉王实行的“专利”恐怕就是基于这种官场腐败的严峻形势而大胆尝试的改革。当然，这场改革由于过于决绝，将官僚、贵族获取财富的渠道全部断绝，终于引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并非历史上所说的暴君，而是一位兢兢业业处理政务的君主。作于周厉王十二年的《胡簋》铭文即可为证。“国人暴动”是一个完全为了夺回贵族、官僚的封地资源开发权而发起的斗争。 （二）周室官僚的流散与诸侯国官僚的兴起 西周后期官僚间因争利而引发的土地兼并运动最终蔓延到了春秋前期的其他诸侯国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晋国的“曲沃代翼”事件。作为宗主的晋国国君晋昭侯册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晋国数代人的经营，曲沃的经济实力竟然超过了宗主晋国的都城翼城，于是曲沃小宗通过战争手段反倒将晋国兼并，最终以曲沃小宗的身份取代了晋国的大宗。 这个时期，自西周中期约周懿王时代始，王畿内愈演愈烈的逐利风气让更多贵族、官僚擅离职守，这种风气也逐渐蔓延到史官集团当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史官流散的现象。自西周后期以来，周朝建立的史官体制就已经开始涣散。有些史官开始抛弃本职而从事其他职业。到春秋前期，史官的流散与失职现象越来越普遍。流散的史职人员从王朝中央来到诸侯国，如春秋时晋国的董史的祖先便是从周王室流向晋国的。又如秦国自文公十三年，开始设置史官纪事，出现了“民多化者”的文化发展局面。《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与郯子的对话时，曾明确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史官是一个不仅掌有神职，还掌握各种文化知识的群体，史官的流散，无疑也使文化知识得到普及。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春秋中晚期，出现了诸侯国史官又逐渐流入卿大夫家，产生了家史。如晋国史官蔡墨后来成为晋国六卿之一的赵氏的家史，史官的设置进一步得到普及。[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