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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初年以来，周王室的史官就不断流往其他诸侯。《吕氏春秋·当染》：“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鲁惠公在位时是春秋前期，史角为周平王史官，但他却滞留鲁国，后代世袭鲁国史官，还成为墨子的老师。这大概就是为何传世的《春秋》及为其作注解的《左传》都以惠公之子隐公的元年作为鲁国史书纪年之始。《墨子·明鬼下》记载，春秋时期燕、宋、齐三国都有名为《春秋》的史书，说明史官在春秋时期已不止在鲁、晋了。又，《吕氏春秋·至忠》记载了楚庄王时楚国已有藏于平府内的“故记”文献；周王子朝作乱，失败后将周之典籍带往楚国，则楚国也有了史官。 除了史官以外，其他类别的官僚也开始渐渐出现在诸侯国的政坛中。《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春秋前期的齐国本无工正的官职，甚至根本就没有官僚队伍，由于陈国公子完远来齐国，故遂使陈完成为齐国官僚的典型代表。这些诸侯国的贵族在西周时期并无采邑[11]，或者说仅在西周中后期厉王以后才逐渐发展出数量很少的采邑。诸侯国贵族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君主偶尔的赏赐以及与平民一样的生产劳动所得。也就是说，西周诸侯国内无采邑的贵族也拥有着与平民一样的职业。《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宾。”郤缺之父郤芮在晋惠公时本为大夫，因反对晋文公归国而被杀。故晋文公即位后不许郤缺入仕，遂躬耕于冀野。这充分说明，贵族的职业不但可以是在君主身边做官，失势之时也会到乡间当农民。从这一点分析，周王畿之外的诸侯国贵族在春秋前期尚未像畿内贵族那样豪奢，所以显然西周时期诸侯国的贵族无封地采邑，也鲜有有官职者，国家上层也就几乎没有逐利的风气。 春秋时代是一个诸侯兴起，而随后诸侯君主与新生的诸侯国宗族争夺土地与权力的时代。在土地与人民的争夺过程中，诸侯国的官僚体制愈发走向完备。这是由于西周王畿的逐利的风气随着王室衰微而蔓延到其他诸侯国，礼乐制度正在遭到践踏。诸侯各自为政，他们接收了周室史官，形成了诸侯国的官僚队伍，国家体制得到完善，并认识到了经营土地的重要性。诸侯懂得了逐利，于是为争夺土地和财富而引发的战争愈演愈烈。春秋前期，晋献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虽然经常取胜，而晋国的史官史苏却为此感到忧虑，他认为晋国“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内恶其贪，则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强其毒，民疾其态，其乱生哉！”（《国语·晋语一》）晋国在以往的战争中，由于国家在作战得胜后，都能有利于国民，所以国人在战斗时勇往直前，舍生忘死；而到了晋献公时期，晋君发动战争即便得胜，胜利成果和战利品都归晋君所有，参战的士兵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使得民心分离。长此以往，国家必酿下无穷祸殃。 这种情况在晋国和其他许多诸侯国中都存在同样的现象。春秋后期，齐国的晏婴在出使晋国时曾与晋卿叔向互相谈论本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叔向的描述总体上表现出晋国国内君主的信用扫地，政令发出却无人服从，许多大族的地位居然已经沦落到奴仆的身份，连公族的卫士都无人管理。《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大夫士蒍在评论晋献公后期的晋国时，“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说明早在春秋前期，晋国已出现出自晋国公族的三个领主同时执政的现象，人民在该听从哪一方政令的问题上开始困惑起来。《左传·成公十六年》更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除了诸侯君主之外，一些旁支宗族的崛起使得一个原本统一的国家却出现了政出多门的现象，百姓不知应该听从哪一家的为好。而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也记载晋国的史墨对但是社会衰败情形的无奈之语： 史墨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 古代的圣贤贵胄，其后代慢慢地也降格成了庶民阶层。史墨的描述与前文所述西周贵族的地位此消彼长的现象完全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