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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危机，各诸侯国的官僚的来源也较之西周更趋多样化、复杂化，平民任官的现象多了起来。《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鲁国乡鄙之民曹刿在齐国进犯鲁境时，曾尖锐地指出鲁国“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初显了平民的智慧和改变国家命运的能力；《史记·管晏列传》记载春秋齐相管仲自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吾尝三仕见逐於君……吾尝三战三走……”，说明齐国首屈一指的相国管仲年轻时也从事过商人、侍卫和士兵的职业。此外，春秋后期的孔子诸多弟子本来身份也都是普通的平民，但受教于孔子之后，很多都做了各诸侯国的官僚，如子路在卫国做官，冉求做了鲁国季孙氏的家宰，等等。这充分体现了官僚唯才是举的特点。另一方面，贵族任职的官也是遵照唯贤是举的原则。如百里奚先为虞国大夫，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的上大夫，可谓位极人臣；晋国的士弥牟在晋国做掌管刑狱诉讼的理官，而其家族虽在晋国世袭拥有封地，祖父（士会）与父亲（士匄）却在晋国任军职。但晋国到后期逐渐形成了世卿制度，出现了六卿专政的局面。六个卿家氏族开始世袭分割掌管晋国的军事和政治大权，这才真正转变成由家族世袭官僚。而这种官僚严格地说，是行政官僚。总体来讲，除了晋国等国贵族在春秋后期实行了世卿世禄制以外，无论平民还是贵族，所能世袭的只有田产和封地，而官职却不能够完全世袭。 （三）传统官僚体制的终结与社会变革的原因 降至春秋后期，经过数百年的经营，一些诸侯国内强大的宗族侵吞公室，“化家为国”，最典型的是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的事件；齐国的“田氏代齐”事件以及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桓四分公室事件。面对如此政局如此的剧变，官僚体制必然要进行彻底改革。分封制慢慢走向瓦解，代之以郡县制。以往的贵族可以不做官，但根据宗法制可以拥有祖上留下来的封地供养。而到这时，各国通过郡县制可以由君主直接任免行政官僚，对于那些无功的贵族，君主有权收回其封地，从而使诸侯君主加强了中央集权。 综观夏商周三代的官僚体制，其共同点在于事业官僚和行政官僚两个体系同时运作，而且择官任职基本是秉承任人唯贤的原则。即便有的官职有世袭的现象，如史官甚至可以绵延夏商周三代上千年时间，但那也是由于史官世家以研究各种文化知识和档案管理为家业，承继家族之学而未曾外传的缘故。而行政官僚的世袭则是由于在言传身教之下，其后代的确有能力掌握行政和治理人民的本领。在春秋及之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官僚体制得以稳定运行数千年，而一旦人们对土地经营和其他物资开始有了激烈的竞争意识后，这样的旧体制便迅速面临崩颓。《韩非子·五蠹》载：“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上古时期，由于人民生活安定，生活资料稳定，所以民众之间没有争利的现象，然而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口增多而资源减少，许多人对土地资源的占有欲愈加看重，加之平民社会吸纳了贵族集团逐利的思想，故降至春秋战国时期，上自贵族，下到庶民，几乎无人不谈利。不仅韩非子，先前的孔子、孟子、墨子、商君、荀子、庄子等伟大思想家也无不对“利”阐述自己的观点。争利导致竞争，所以先前的以礼仪、道德作为社会纲常的制度便愈加不能驾驭人民了。《淮南子·齐俗训》：“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材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明确指出，周礼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导致大量土地可以私家占有和世袭享有，而财富的巨大利益又诱发社会内部互相竞争，所以法度和礼仪反遭其践踏。我们还可以从法律改革的角度来剖析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淮南子·氾论训》云：“古者人醇、工厖、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从神农氏到周代，人民由以往的醇厚无知，形成了唯利是图的民风。约束人民的法度从最早的没有刑罚和法令，到商周时期统治者给人民发布号令需要以宗庙和上天的名义进行盟誓，才能确保政令的执行。而到春秋战国时，用传统的礼仪和盟誓都起不到约束平民和官僚的作用了。所以，中央集权的加强彻底变革了传统的官僚体制。 注释： [1]于省吾：《释“帝官”》，《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10页。 [2]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6—337页。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63—64页，第67页。 [4]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5—56页。 [5]朱凤瀚：《商周家族邢氏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0—351页。 [6]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03—104页。 [7]徐义华：《新出土<五年琱生尊>与琱生器铭试析》，《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8]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9]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2—147页。 [10]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2—145页。 [11]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2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