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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官僚集团人员的构成，大体仍然以延续部落酋长专职世袭的形式作为官僚主要来源。《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曰：‘不可。’”徐元诰集解：“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也。为王卿士，谋父，字也。”《国语·郑语》：“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为卿士。……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左传·隐公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虢、郑两国在西周幽王时皆位于周王畿内，是周的国中之国。东周初年，郑国随周室东迁，而虢国也仍然归属周王室管辖。而在东周王畿内的蒍、边、刘、单、召、尹、毛等封国，其国君也都成为周王室的官僚。但平民当中也不乏贤能者，会被君主委以重任，充分体现官僚选拔唯才是举的原则。如商汤曾任用地位低贱的伊尹作宰相；商王武丁提拔版筑工人傅说为宰相，都至少证明商代官僚不止是保留贵族的官僚，而且还能做到唯才是举。这些新兴的官僚虽然出自平民，但很可能也都是可以世袭的。《史记·殷本纪》：“帝太戊立伊陟为相。”《集解》谓：“孔安国曰：伊陟，伊尹之子。”由此看来，商代的贤能之士有机会被君主相中做官，依然保留着尧舜时期圣贤治国的影子，只不过商代圣贤没有夺君主之位而自立，而都是帮助君主组织和领导人民以处理政务。 （三）夏商周官僚的居处 早期的官僚机构设在何处，这在先秦典籍中有很多记载。前文已引《史记·周本纪》所谓“夏后政衰，不窋失官，以逃戎狄”的记载，说明农官、史官、士师等官僚集团很可能是居住在中央王朝国家内的事业性官僚，而周边诸侯国则不存在这种中央决策层直属的官僚。《史记·殷本纪》：“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这说明，太师、少师、太史令、内史以及作为农官的不窋等官僚本都居住在天子所在的都城内，他们直接为天子执政来服务。这些官僚看到王朝行将灭亡，居然会携带祭器、乐器、地图与法典等国家神器来到新兴的国家继续做官僚。史官、太师、少师掌握王朝最高的学术知识，祭器、乐器、地图与法典则是统一国民精神思想、教化人民和指导君主治理国家的神器。之所以将这些神器带往新兴的诸侯国，是由于它们独一无二，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谁拥有了这些神器，谁就有权统治天下，包括史官掌握的文字档案，也同样是管理天下黎民的重要工具。这些掌握了当时尖端学术知识与雄厚管理经验的官僚群体共历虞、夏、商、周四代，被四个依次统治天下的国家整体接收，所以这四个国家得以长期拥有天下共主的地位。 有很多证据表明，官僚在王朝都城内的居所，是与平民居住区在一起的。《史记·殷本纪》：“表商容之闾。”索隐曰：“皇甫谧云：‘商容与殷人观周军之入’，则以为人名。”商容作为商王朝的乐官，为耿介之士，故武王伐纣灭商后，专门为商容所居住的闾巷立表以彰显其功德。那么这也说明，官僚居住的处所如果没有特殊的标记，是无法与平民居所区别的。春秋时齐国的相国晏婴生活俭朴，也是居住在穷巷当中的。《说苑·正谏》：“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前驱报闾曰：‘君至’。”可见，即使到春秋时代，官僚的居所仍与平民的一同居住于闾巷之中。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商周时期的官僚似乎与杂居在一起的平民的财富数量相差无几。 四、商周官僚机构的形态 （一）商周国家行政机构的形态 夏王朝的统治自始至终似乎都不大稳定，先后经过“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孔甲中衰”以及“商汤灭夏”几个重要时期。王朝与周边国家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其稳固的行政统治区并不大，且从考古发掘报告中确定属夏后氏政权所建立的都邑凤毛麟角，故不能十分清晰地描述夏朝国家行政组织形态。但有关商王朝的考古资料就显得较为丰富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