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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官员出洋学习之背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逐渐产生认识、了解“夷情”的主观诉求。1866年2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称：“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④时值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国，奕便请派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携子率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游历，遂有近代中国官员首次出洋。 两年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与受聘为清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该使团于1868～1870年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志刚著《初使泰西纪》记下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观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可以深长思’的东西”⑤。1870年，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被委任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为天津教案事赴法国“道歉”。时值巴黎公社革命，内乱使他长达一年无法完成任务。期间，崇厚带人赴英美小游。游览之余，考察学习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崇厚使法日记》成为“中国人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珍贵记录”⑥。 1870年以后，曾国藩、李鸿章、王凯泰等洋务派官员多次奏请遣使外洋。在李鸿章看来，派使臣出洋，不仅对交涉有利，同时可对“各国兵制、船政、军火、器械……探赜索隐，若能深窥其曲折要领，从而学之，归而求之，我增一长，彼失一恃，足为自强根基”⑦。此后，清政府派出的外交官们大多在日常工作之外，承担了游历考察之责任。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除交涉使臣出洋以外，一些普通官员也开始涉足海外。1879年底，时任道员的王之春赴日游历一月，作《谈瀛录》三卷。次年，江西省吉安府莲花厅同知李筱圃赴日观光。⑧两人赴日，表面上似乎并未带有明确的政治任务，但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时人已察觉到日本的潜在威胁：“防俄必先防日……顾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势要害、风俗美恶、政治得失，则无由攻瑕击隙，以制其死命。而又虑临之以师旅则易启事端，重之以使节则反遭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动声色，直探巢穴，密访周览，洞悉虏情于胸臆者，久之难其选，王爵堂观察闻命奋袂请行。”⑨王爵堂观察即王之春。李筱圃对东京博物院故意陈列中国鸦片烟具与旧式兵器，刻意贬低中国的做法极为“愤懑”，认为日本“居心已显然可见”，不值得与其谈论邦交之事。⑩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师夷长技”的思想与实践得以发展。为进一步认识西方世界，拓展官员视野，有人提出派官员专门考察游历的主张。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折建议，为训练洋务人才，改变士大夫“限于方域、囿于见闻”的状况，可令出使大臣带翰詹部属出洋游历。此建议得到清廷认可，但由于当时官员多视海外为畏途，故具体实施一直拖到1887年，经光绪帝严旨催促，六部方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6月12日至13日，总理衙门通过考试，共选拔出傅云龙等12名游历官员。根据总理衙门拟定的《出洋游历章程》，游历人员“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并要留意“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等，将所写手册录交总理衙门“以备参考”。(11) 将游历游学与开启官智真正联系起来是在甲午战后。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危机，朝野提出的救国方策中，政治精英的改造被重点强调，如梁启超于1898年提出了“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的思想。(12)王公大臣、公卿督抚、文武官员出洋学习，即在此背景下受到重视。李鸿章1895年接见李提摩太时曾讨论过中国派十位亲贵同百位翰林考察西国政治的问题。(13)7月，张之洞鉴于中日之战的恶劣后果，上折奏请“修备储才”，提出九条建议，其中多次提到派员出洋学习。如练陆军派遣员弁“出洋学习”：“无论文武、官阶大小，遴选年力精壮、明敏有志者百余人令赴外洋，附入学堂营局，将武备、营垒、炮台等事分途肄习”。治海军则学英国，其余修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都需要派员出国学习。除此类专门学习外，他还特别强调文武官员出洋游历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效不著的原因是文武大臣“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要打破积习，“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游历人选需要多派“翰林、部属及各项正途出身之京外官”，因为“以科目进者，平日诵法圣贤，讲明义理，本源固已清明，不过见闻未广、世事未练”而已，因此派他们出洋即可增加阅历，“增长才识”，“切于实用多矣”。(14)对于“本源”是否清明的强调，说明张之洞的开官智思想并未突破“中体西用”之框架。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又提出官员入外国学堂“游学”的建议，认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同时强调“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15)同年6月，康有为亦提出让“枢译大臣，近支王公，公卿督抚”“游历外国，博地球之大观，使知变或可存，不变则削，全变乃存，小变仍削，深通其故，显豁无疑，而后推行新政，可无滞碍”(16)。侍郎荣惠、御史杨深秀等人亦上折请派宗室亲贵游历。这种言论也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与呼应，如《知新报》指出：“以周召之亲，任国家之重，总枢垣，操政柄，维彼懿亲，比比皆是，不知中外之情，而日与之言新政，是万变而万不得其当也。……是亲王游历，为近日之第一急务也。”(17) 官员的提倡与舆论的吁请令光绪帝大受鼓舞，他于1898年6月14日颁布上谕，督促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选派游历。虽然游历政令未能付诸实施，维新即告失败，但让官员出洋游历游学以开启智识的信念已经萌芽，并在官员群体中生长开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