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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生活在别处的甲左人并没有在适应和融入外面社会的过程中割裂自己与村寨的文化认同和精神纽带。这从他们对传统节日“端节”的重视中略见一斑。每年“端节”，“走出去”的甲左人不仅携妻儿回到村里，还盛情邀请同事、朋友同行，将“过端”看成是生活中的一项重大事件。“端节”，也就是水族的过年，一般是公历的9、10月份在水族各村寨轮流举办。“端节”的庆典活动由祭祖、赛马、游端、对歌等活动组成。其中，祭祖活动除了有缅怀敬奉祖先的仪式功能之外，也是对家庭和家族成员从血缘关系上的确认和维护，强化他们的群体归属和文化认同。在家庭祭祖仪式之后进行游端祭祖，即由各家派代表组成的队伍，挨家挨户地上门祭祖和喝酒。游端依据一定的血缘关系以家庭为单位有序进行。仪式中，血缘亲疏关系得到再次辨认和强化。这种存在于家族社会内部的共同体秩序及其附着的权利和义务，无须借助强制性的文字规定，通过仪式礼俗就能获得确认和自觉执行。(15)个体和个体之间、个体和村落之间的精神纽带成为家族村落维系共同体秩序的内核，它对村寨社会起着整合、调节和维护的作用，也为身处异文化环境的跨城乡流动的村民提供了精神家园和认同归属。(16) (三)教育“传帮带”行动 甲左人的跨城乡空间实践，还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教育“传帮带”行动上，即通过社会关系和经济援助等手段积极支持村里的小孩“走出去”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潘学通。1985年他到和江中学工作之后，便把两个年幼的弟弟从村里接到自己身边上小学。几年后调到县城工作，两个弟弟又跟随他去县城上学；后来，弟弟的三个小孩也被接到县城上学。堂弟潘学均没有考上中专，也是潘学通出面让他再补习一年。潘学通在县城的住房，曾经同时住着8个来县城读书的亲戚小孩。关于这种做法的动机，潘学通这么解释： 我主要一个出发点，应该说是想让他们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好事，有好处，甚至对整个家乡都很有好处。……实际上，不管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只要是甲左这个地方能够出去的孩子，我心里面都觉得高兴的。这是一点都不会假的。我觉得(甲左)这个地方太落后了。如果没有教育，这个地方的人的思想观念是改变不了的。……没有这个教育，你还是一个农民。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你要改变这个地方的整体观念，你要通过一些个案，具体的一些东西去说服他们。像甲左的教育，假设没有从甲左出去的这帮人，你再怎么说服都没有用。 对于潘学通来说，教育虽然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不是单单靠言语宣传就能被大家所认识，“走出去”的实践才是影响并改变村寨的最本质方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获得更优质的教育，陆续有家长送小孩到教学质量较好的和江小学或县城小学上学，他们这样做的共同前提是有家人或亲属在外工作，能够为小孩争取当地的入学机会，可以在生活上照料看管小孩。这种“走出去”读书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将弟弟们从甲左小学接到柳镇上学的潘丽说： 在甲左读(书)的局限性太大了，村校的老师有时候普通话吐字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就决定(毕业)回来教书后，把他们带出来读。……(结果)还好啦，你看，我那个大的弟弟，在上海读大学的那个呢，他在甲左小学，他都不能拿第一，比他学习好的还有一两个人，他就是二三名、三四名的那种。我把他带到(柳镇)中心小学去读了一个学期，他就考上三都(中学)嘛。我都没有特别指望他们能考上县城的什么初中，结果咧还考上了，而且还考了第一名。 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不仅吸引“外面有人”的家庭把孩子送出去读书，其他家庭也争先效仿，特别是那些通过外出务工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家长。显然，和留守村内的小孩相比，出去读书的小孩享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升学机会也大大提高。村寨因此出现了个体间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和村民个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差异紧密相关。跨城乡空间实践所导致的社会资源拥有量决定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优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