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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认为，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社区空间从具体的地理物质环境中抽离出来，以新的形式获得了跨越地理距离的空间延展，在此过程中，人的社会活动的空间维度既受到“在场”的支配，也会受到“不在场”的支配，进而影响其行为策略。(26)甲左人正是积极借助现代空间性质的这种转变，以“在场”或“不在场”的方式密切关注、参与并影响着村寨的生活，同时也让自身在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随时找到乡土和族群的情感依托和身份归属。 (二)跨城乡空间的意义 空间的生产蕴含着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它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了人类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27)这种互构的力量，意味着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了不断变迁的空间性的同时，又被空间性所塑造，由此构成了这个现代社会运转的基本现实。(28) 在传统的城乡研究中，空间往往只拥有背景角色的单一属性，农村和城市的空间关系被假设为二者在物质距离上是分割的，在社会发展的时间轴线上是先后的，在空间分布格局上是“边缘—中心”的，存在着“过去—现在”、“乡村—城市”、“落后—先进”的单向线性进化模式。(29)这种论调虽多次遭到学者的反思和批判，但今天的社会研究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二分法的潜在影响。例如，在农村问题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以“城乡二元结构视角下的……”为题的论文和著作，分析逻辑基本上沿用了农业依附工业、农村依附城市的思路。(30)在该种逻辑下，城市和乡村被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个极端，进而推演出城市化是农村的未来，工业化是农业的未来，现代化是传统的未来等结论，城乡差异的存在也被归因于后者还未完全发展进化为前者。新近出现的城乡一体化论，主张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并派生出经济一体化、体制一体化、农民市民化、人口一体化等多种变体，(31)更像是对城乡未来格局的一种设想和政策建议，但也没能完全突破二元思维逻辑，主张以乡村一元向城市一元的不断靠近来消除二元对立，依然是把城市化作为乡村发展的未来模式。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病和环境污染的弊端开始出现，越来越频繁的跨地域人口流动和信息资源交换模糊了城市和乡村的边界，越来越快速的时代变迁让传统和现代交替融合，这些社会现实促进人们反思二元结构论的解释是否真正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有研究者认为，把社会简单地划分为“两个极端”的“理想类型”作为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实际上和“社会事实”相差甚远，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混杂性、多元性以及地区差异性，简单用“二元经济结构”无法概括。(32)杨敏、郑杭生则提出了社会互构论，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关系系统，这种新型关系不是传统所理解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更不是主观建构的结果，而是以并存互构、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为主要特征的经验事实。(33)还有学者提出“城乡互动发展”理论，认为通过资本、劳动力、物质、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可以形成一种空间关联的地域关系，以交流、互动与关联构成城乡的有机巨系统。(34) 从城乡二元对立到社会互构以及城乡互动发展等理论的转变，说明了城乡差异和城乡二元对立之间有本质区别，差异强调了不同，但不一定就会导致二元，也不必然意味着对立和冲突。经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革，城乡关系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现代性使人与社会的原有关系正在瓦解，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对新的关系的形成进行重新审视。(35)本文从空间视角对甲左村十多年来发生的“走出去”现象进行审视，发现“走出去”村民通过自己的空间实践，突破了城乡之间在地理上的隔离和在制度政策上的障碍，以个体发展需求为动机，形成了一个以城乡社会互动关系为特征的跨城乡空间。在跨城乡空间中，个体和流入地的城市，以及流出地的农村之间形成了交互性型构，通过个体的能动性行动在空间的心理、社会和物质层面进行了分化与整合、矛盾与协调、冲突与和谐的关系调适。城乡社会关系在这种互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协同的、共时的同时也是动态流变的新关联。城乡通过空间实践和悬浮的空间关系链接实现了符合空间跨越者自我发展需求的共生。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具有个体能动性的村民行动者，正竭力以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悄然建构一种有别于二元结构论下的新型城乡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