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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与的障碍 1.现有制度环境 中国目前仍处于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期。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实现着自己的“在场”，甚至是“主场”。在这样的制度大环境下，社区参与或旅游社区参与的问题在理论层面虽值得探讨，但要在现实领域中真正地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改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府实现自身职能和执政角色的转变，舍弃“大包干”角色，明确权力运作范围，回归“服务型”政府。正如当下所提出的“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此，旅游发展中的社区主导或居民主导方才具有制度保障。 2.农民素质 如果说制度环境关乎结构的话，那么农民素质的问题则关乎结构中的行动者。此处所言的“素质”是指农民参与各种现代化事务的能力，不涉及道德层面。农民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长久以来处于社会结构底层，处于权力被“相对剥夺”的状态。现代化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农村和农民越来越处于某种“边缘化”的地位。农民千百年来在农业社会中汲取的生存经验越来越归于无效，在现代化的新的现实发展语境中，处于“能力失效”状态，陷入新的发展困境。有人认为，是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因)，限制了其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及其自身的发展(果)，而笔者认为恰相反，是农民社区参与实践的不足(因)限制了农民能力和素质的发展(果)。主张前者的人，不仅倒因为果，更是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认为知识只能来源于书本或正规学校教育，而忽视了实践也是知识的另一种重要来源。而没有相关实践的前提，怎么会有相关知识的产生? 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和晏阳初等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就曾着重关注过农民和农民能力培育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就是乡村，而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建设一个新的组织构造”，就是要建设新的乡村组织，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乡约的主要之点就是助人“立志”，而这种立志需出于农民“自动自发之意”，不能强制。如何实现和体现“乡约”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社会组织呢?通过兴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即是“乡约”的组织载体。在学校中，农民不仅可以接收实用化的“新知识”，而且能使他们学会关注和考虑“社会的改进”问题。乡农学校通过给农民提供一个“聚合的机会”，最后的作用是“让乡村人发生自觉”，齐心合力去寻找乡村问题解决的机会，因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10]可以说，这些观点在今天远未过时，比起如今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为乡村发展或乡村建设开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建议或政策措施，其远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因而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具体到开展旅游的乡村当中，一些相关培训现在并不缺乏(如农家乐经营管理培训、歌舞表演培训)，但多见于技能性层面，远未触及“助人立志”的层面。当然，这些技能培训不可缺乏，也很重要，但这只是第一步，且绝不应止步于此。福柯曾言，知识与权力处处结盟。增加知识方能增加权力，而所谓的知识并不仅仅是指生活技能，更包含人对自身境况的深刻理解。如何提高农民素质?如何提高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就如那个流行的比喻，站在岸上是永远学不会游泳的，学会游泳的唯一方法就是先跳入水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