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下川与荒屋旧石器情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建先生是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在东亚旧石器学术界中享有盛名。1978年王建先生等发表《下川文化》，公布22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刀①，为国内首次的发现。王建先生参考周明镇翻译奥克莱K.D.《石器时代》著述，对比西方同类backed knife石器，既典雅又科学地翻译成琢背小刀，已成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器订名经典之作。琢背小刀一般在长石片一侧急角度加工琢制，另一侧保留原石片刃部的工具。 《下川文化》公布后，旋即引起东亚考古学界热切的注目。日本旧石器学术界对《下川文化》高度的重视。下川遗址的琢背小刀，被认为与日本旧石器時代晚期较早期阶段的文化，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从1950年代以后日本旧石器发展的趋势，我们很容易理解下川琢背小刀的出现，何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到1980年代初期，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逐步得以建立。据加藤晋平教授的研究，日本从距今三万五千年至一万年前间，区分为四个阶段。 第I期 以石斧形石器及石叶制作石刀为特征 第II期 石刀盛行的时代 第III期 细石叶石器群的时代 第IV期 两面加工尖状器（石枪）出现时代② 日本旧石器时代石刀，在第I和第II期阶段占有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如果能分析清楚石刀的来龙去脉，则日本旧石器晚期文化渊源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日本旧石器研究初期，石刀被视为标准化石，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编年的研究，起著示标作作用。在日本北海道、本州至九州等地，按工艺区分各种不同石刀的类型，如杉久保型、茂吕型、国府型等。日本各地多样石刀变化的组合，下延到两万多年前细石叶文化的阶段。 在《下川文化》发表以前，除日本以外，环顾东亚地区旧石器晚期遗物中，却非常罕见石刀的出土。究竟日本列岛旧石器时代第I、第II阶段石刀，是独自产生的特征性文化，抑或是在东亚大陆旧石器文化互相交流中形成的问题，这是日本考古学界急切有待解决的。1978年山西省下川“琢背小刀”的横空出世，让日本考古学界意外的惊喜。王建先生从石器工艺学角度，首次科学地确认下川遗址中“琢背小刀”的存在，其在东亚旧石器研究史上，毫无疑问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二十世纪下半段，日本旧石器最初发现者之一东北大学芹泽长介教授，正是旧石器研究的领军人物。芹泽先生对中国旧石器的发现十分关注。1980年10月，芹泽教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支持，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及盖培两位著名学者，赴日本各地考察旧石器最新的发现。当时我是东北大学研究院的学生，承芹泽师之命与裴、盖两先生，一同在东北仙台和山形县等地考察。1980年后芹泽先生在旧石器的讲授中，曾多次提及王建先生对旧石器的业绩，高度评价下川文化中琢背小刀和雕刻器重要的发现。很遗憾那时我未有机会前往太原。然而我从导师口中，已得悉下川遺址发现重要的意义。王建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 1982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邀请了芹泽先生，分别访问了北京和山西太原等地。5月28日，芹泽先生专程到山西考古所，探望了王建先生③，他们过去虽从未见过面，在下川遗址出土旧石器标本短暂的切磋期间，就一见如故（图版一）。承王建先生的好意，芹泽教授拍摄了下川琢背小刀和雕刻器等石器。日后，芹泽教授在其著述《旧石器知识》(1986)和《荒屋遗址――第2、3次发掘调查报告书》（2003）中，分別阐述了当时考察下川石器的收获。芹泽先生对下川琢背小刀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学者王建先生所发现的琢背小刀，显示从中国出土与日本十分相似大量的石刀，东亚大陆下川遗址这是首次的发现④。芹泽与王建先生倾盖如故。可惜1983年芹泽先生从东北大学退休，双方未有进一步开展合作。 图版一 1982年5月，王建先生与芹泽长介教授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察下川遗址出土石器。 另一方面，王建先生与芹泽教授间的友情，因爱屋而及乌。日后芹泽的弟子佐川正敏和笔者，均得到王建先生悉心的指导。1988年秋，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巩启明先生照拂，我前往西安参加半坡遗址纪念学术会议，有幸邂逅王建先生及公子王益人氏。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王建先生显得格外亲切和蔼，三句不离石器的研究，如沐春风（图版二）。 图版二 1988年秋，石兴邦、王建、邓聪 摄于西安（由右至左） 1989年我在大屿山东湾遗址发掘，地层3米厚之深，底层出土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石器，并没有发现陶片⑤。为此我邀请了王建先生来港指导工作。因王先生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有重任，未能成行。最后王益人兄代父考察。我们间都是醉心石器的工艺，彼此交流了很多中外石器的研究。直到1989年秋天，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前往山西太原考古研究所交流学习。此后，每次往访，王建先生均倾情接待，山西的旧石器和汾酒，令人乐不思蜀。 1989年8月和1990年3月两次的机会，王建先生把下川出土的旧石器，倾囊相授（图版三）。在此期间，我整理了下川出土各种的石器。其后我也曾就下川石器，写过一些概括性的文字⑥，但都未及深入分析，惭愧未能报答先生的学恩一二。1980年我是以专攻细石器技术的课题，取得日本国费留学东北大学的资格。芹泽先生和我相见之初，他就把发掘荒屋遗址最典型的石器标本，让我学习整理。因芹泽和王建两先生的厚爱，我有机会学习中日间的旧石器。下川、荒屋两处著名的遗址，王建、芹泽长介两位学者间旧石器的情缘，今天已成为中日间旧石器文化交流的佳话。 图版三 1989年夏，邓聪在王建先生山西省考古研究室交流（由左至右：陈哲英、邓聪、王建、王向前） 1996年后，我忙碌于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考古工作，未有更多机会前往太原。2005年5月一次路过太原，屈指一算和王建先生不见有十多年了。此次会面期间，尚巧遇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多年不见，王先生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图版四）。我们一同观察了一些山西新发现的旧石器，又共同浅尝了美味的汾酒。没想过这一次的分别，竟成诀别，痛失良师。此前2006年3月，芹泽长介先生也驾鹤西去。中日间两位旧石器巨人的交往，已成绝响。 图版四 2005年5月邓聪探望王建先生 今年二月蒙王益人先生的眷顾，邀请我为王先生仙逝，写一些纪念的文字。我想到现今下川和荒屋早成为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丰碑，而两地出土的雕刻器关系密切。本文旨在介绍东亚地区雕刻器一些最新研究的状况。其中包括： 其一，周口店到下川等雕刻器辨别诸问题； 其二，荒屋遗址最新发现及研究成果； 其三，东亚地区雕刻器的技术、功能、分布。 拙文中包括一些过去我在日本本州东北、北海道、南韩、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黑龙江、山西及山东等地实地调查的收获。王建先生一生对山西旧石器贡献良多。他对东亚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的。仅以拙文奉献先生，怀念先生谆谆教诲日子。昔日在太原与先生一同观察下川的旧石器，「后来借得风光力，不记如痴似醉时。」王先生常说，我们间是旧石器与汾酒的缘份。而今醒眼始朦胧，长忆王建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