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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口店“雕刻器”的无中生有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发源于欧洲的学问。我国旧石器时代研究开展的初期，受到欧美、俄、日等学者的刺激和影响。旧石器类型中的雕刻器的辨别和探索，欧美学者的成果很值得借鉴。在1960年，哈佛大学牟维斯总结当时雕刻器代表性的研究⑦。早于1911年法国M. le Capitaine Bourlon把从Abri de Masnaigre出土雕刻器系统的分类，兼顾雕刻器形态及技术方面的考虑⑧。1956年Sonneville-Bordes、M. Jean Perrot发表旧石器时代晚期雕刻器一文，综合分析Perigord范围所有重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雕刻器资料，按雕刻器刀口位置、刀口形态、刀面数目等分类，其中一些特殊形态，则以遗址名称作命名。Bordes夫人雕刻器形态、技术分类，受到世界学术界广泛的认同，成为一时代经典之作⑨。东亚地区进入1970年代日本早川正一、藤本强分别详细讨论西方雕刻器研究的成果⑩。总之，大约1950－1960年代，西方旧石器学界对雕刻器在技术形态分类，已达到一定高度的水平。 1970年代以后，涌现一批来自东亚日本、韩国年青学徒，留学欧美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中国如众所周知原因，从1950－1980年末一段颇长期间，中外旧石器考古学交流十分匮乏。1930年代裴文中曾在法国留学。他也仅在1957年曾短暂返回巴黎，祝贺步日耶教授80岁大寿?。二十世纪下半段，当时中西间旧石器考古学基本上难以沟通背景下，中国雕刻器研究推进只能自力更生。二十世纪70－80年代公布周口店和下川遗址旧石器时代雕刻器研究的两个个案，是很值得深入分析的。现今看来周口店遗址中雕刻器的辨别，难以成立。下川遗址雕刻器的研究，成为中国雕刻器探索的典范。 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雕刻器研究，有了更多的关注。北京大学王幼平《雕刻器实验研究》用实验论证雕刻器的功能，又参考国外欧美、日本、俄罗斯等雕刻器研究的成果，难能可贵?。1998年，王益人、王建发表了《下川雕刻器研究》，系统介绍国外雕刻器研究史及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探索下川相关标本详细类型学分析，并涉及中西雕刻器对比研究，为迄今中国雕刻器探索最深入的研究?。此外，2016年赵海龙等发表吉林大洞发现大量的黑曜岩雕刻器，从实验和出土雕刻器对比研究，对雕刻器功能上分析，开展了有意义的探索?。 如果说西方在上世纪50－60年代，已开展雕刻器系统的探索。国内也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旧石器类型学，其中雕刻器是典型的器物。由于我国旧石器类型发展初期，处于相对封闭状况，缺乏在国外学习旧石器先进的经验。在国内晚期旧石器发现稀少，积蓄的标本也不多。在这样条件下要独自形成一套晚期旧石器类型学的系统，有相当的难度。就如雕刻器辨认来说，一些形象相似的残缺石片、细石叶石核、楔形石器与及两面精致加工尖状器等，都与真正雕刻器在形态甚至技术上极为相似，需要长期间的摸索，对遗址出土石器整体考虑慎重分析。东亚旧石器学术史上有关雕刻器反复探索辨别的例子，不胜枚举。日本细石叶石核中峠下型和广乡型石核，早期被视为是雕刻器。到1980年后鹤丸俊明从北海道细石器文化中将之矫正分辨出来。从楔形器具体使用或生产石片过程中，否定楔形器中产生所谓雕刻器。从学术史角度来说，雕刻器的辨别并非一片坦途，反而是崎岖蜿蜒。这里我们可以从周口店所谓雕刻器的认识，汲取教训。 1930年代裴文中在周口店及山顶洞石器群，并没有发现真正的雕刻器。裴文中指出周口店石片石器有六种：（1）石核工具、（2）尖状器、（3）刮削器、（4）平圆形器、（5）两端刃器、（6）杂形器。他分析周口店石器工业三大的特征： 1．真正之石器甚少（即有第二步修制工作者），无第二步修制工作之石器甚多。 2．工具之用途并未分化，即如一件工具，可用于刮削与刮切，又可用于钻凿。 3．工具皆具有“个性”，即每件工具有每件工具的式样，而无多数同样工具，可属于某一式样者?。 裴总结指出，周口店上万件石器中，无一与欧洲各史前文化期中相同者，故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工业互相比证。这样，因周口店既不存在雕刻器，无从与欧洲旧石器时代雕刻器对比。另外，裴氏总结周口店石器的第三点特征，正好是现今我们所熟悉楔形器或者称为两极石核技术内涵一致。这方面在下文中将详细论述。 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出土的石器，非常稀少和不典型。按裴文中研究，山顶洞石器分为： （1）火石、燧石石器和石片、 （2）砾石石器、 （3）石英石片石器。 第1项一件，火石端刃刮削器，“鸟喙状之尖部不是由一次打击而成，肯定不是一件雕刻器”。其余就是一些石片或刮削器。第2项是一件大型砾石石器。第3项17件，所谓石英石片和石器?。我们按现今分类来判断，都是楔形石器的制品。 因此按裴文中原来的发表，周口店早期及晚期石器，并没有过雕刻器。裴文中在1965年在国外发表两篇综合论述中国旧石器的论文，分别在西班牙和日本发表，其中并没提及中国旧石器中有雕刻器的存在?。他甚至否定了早期步日耶有关水洞沟及萨拉乌苏的雕刻器。事实上，裴文中是国内最熟悉欧洲旧石器的学者，当时他并不认为中国出土过典型的雕刻器。 周口店石器被认定出雕刻器的说法是怎样出现的呢？按笔者所见,周口店北京猿人石器中存在有雕刻器。1962年张森水发表《对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中提及，他的原文是“在中国猿人石器中找到了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雕刻器打法相似的标本，其中有一种‘雕刻器’颇似笛嘴形雕刻器。这种石器有无制作和用途上的意义，目前尚难确定。有待更多的材料发现和深入的研究”（图一）? 。 图一 周口店出土雕刻器（P.3739）（张1962） 从以上行文分析解读，作者对“雕刻器”制作及功能问题仍抱疑问，形态上这种石器与晚期旧石器的雕刻器制作技术有相似之处。原文“雕刻器”一词加上括号，有未肯定的意思。那么支持张的证据是什么呢？张在论文中提及，H.步日耶认为：“中国猿人雕刻器很多。”?。1973年，由邱中郎、顾玉珉、张银运、张森水公布1966年周口店H地发掘报告，发现猿人化石及石器173件。有关这次新发现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其中雕刻器3件，以标本P3739最典型。“用脉石英厚石片制成，台面为自然面。先将两个侧边加修理，然后在顶端，左右互击几下，左侧似乎斜向打下两个小石片，右侧则斜向打下一个小石片。这样形制的标本与雕刻器的形制是一致的，但是否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样的用途，目前还不能下断语”。最后，本文作者还附带了一句，“雕刻器或雕刻器的打制方法，在周口店第一地点曾见于第8－9层，但以第4层为最多，形制亦较复杂”?。 1985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一举公布周口店北京猿人石器中共113件雕刻器?。因此，在1998年王益人就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期雕刻器数量相当多，而中期的很少，呈现出一种哑铃状分布?。 对于周口店的雕刻器的提出，学术界一直有所保留。1984年春，本文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研究室内，曾详细观察周口店遗址出土两极打法的石制品。1986年由笔者所执笔《石器工艺学研究之一：两极法初探》中，就把1985年公布如鸽子堂石英II层被认为是雕刻器的P4957标本，改订为楔形器?。1988年，笔者《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1985年版）一书书评指出，“在1984和86年间，笔者分别在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内，观察过若干北京猿人的石器标本。笔者的印象中北京猿人的石器中，存在着大量多种型式的楔形器。根据阿部朝卫氏楔形器的动态分类方法。笔者可以指出如图三中过去被分类的北京人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和尖状器等石器，更订为楔形器可能更为恰当”?（图二）。 图二中国猿人石器类型的更订（邓1987） 1. 笛咀形雕刻器2. 角雕刻器3. 两端石片4. 砍砸器5. 正尖尖状器6. 复刃刮削器7. 单凸刃刮削器8. 角尖尖状器9. 盘状刮削器10. 平面雕刻器11. 两刃刮削器（4. 依芹沢长介，1986年，其余依裴文中、张森水，1985年） 有关楔形石器或称为两极技术的制品，在史前人类石制品中普遍存在的。1979年阿部朝卫公布圣山遗址400多件楔形器拼合动态式分析的成果。楔形器自身及碎片，区分为三种主要模式，显示楔形器是一种形态不稳定，制作过程中形态产生剧烈变化的石制品，也可能是一种生产石片的技术?（图三：a、b）。这里我们再回味裴老对周口店石器整体评价，“真正之石器甚少，工具皆具有‘个性’，即每件工具有每件工具的式样”。这和我们对楔形器或两极石制品的特征，互相吻合。这是裴氏在研究周口店数以十万计石英石器后，总结出两极技术石制品特征最精辟的见解。日本阿部朝卫以圣山遗址楔形石器的拼合资料，科学动态归纳出两极技术石制品形态上剧烈变化的模式。在1988年笔者已指出周口店中中国猿人的所谓“笛嘴型雕刻器、角雕刻器、平面雕刻器”的标本，应更订为楔形器。 图三阿部朝卫楔形石器（左）及碎片模式图（右）（阿部1979） 1985年公布周口店遗址共113件雕刻器，从其中已公布13件所谓雕刻器线图来看，这些石制品均与两极技术有着密切关系（表一）。如L8-L9 P3446，原报告书谓：“原是一件砍砸石片”。鸽子堂石英II层两件P4957、P4956，L6 P2594、P5018毫无疑问是楔形器。而L3P5202，是楔形器的碎片。当然，在国际学术界中，有些学者还是倡议过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存在着一些雕刻器。目前，周口店猿人旧石器共17,091件之多，其中原料由石英和水晶分点分别占89%和4.8%，共93%之多，都是两极技术的石制品，轻而易举可以从这些石制品中挑出一大堆类似雕刻器的石器。然而，这些类似“雕刻器”石制品，就不能归类为真正雕刻器的范围。笔者并无意完全否定周口店猿人石器中存在有雕刻器的可能性。《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举列P2516单直刃刮削器、P2013复刃刮削器、P2251长尖石锥、P2015正尖尖状器，这些石器线图一侧或两侧，以箭头指示加击方向（表二）。在石器上以箭头表示模式，长久以来国际上公认作为旧石器雕刻器的模式表示。上述周口店这四件石器如果不是雕刻器的话，线图上就应该删去箭头的表示。问题是如P2015的正尖尖状器，是否真是雕刻器呢？这方面笔者未曾见到实物，无法确定。 表一周口店遗址中各种“雕刻器”为砸击石核、石片或楔形石器（裴、张1985） 表二周口店出土石器具有雕刻器箭头指示（裴、张1985） 周口店“雕刻器”的问题，可以从以实验考古手法去探索。北京大学王幼平在1980年代末期就尝试以实验方法，目的之一是“怎样区别有意加工与偶然形成的‘雕刻器’，以及如何建立中国雕刻器的分类标准等”?。据实验考古成果，王指出似“雕刻器”的产生，有三种：（1）外形似“雕刻器”；（2）砸击法产生的似“雕刻器”；（3）石核似“雕刻器”。第一种只是形态上相似，很容易排除。第三种特别指细石叶石核与雕刻器类似，但通过两者所生产细石叶及雕刻刀片细致对比，也可将两者明确的区别出来。困难的第二种由砸击法也就是两极技术所制作石制品，往往出现似“雕刻器”的标本。王曾指出： “使用砸击法剥片时，石锤砸在石核上，由于反作用力强大而产生的效果，使受力端产生放射状断裂并形成凿状角，刃角处正是砸击的受力点。在这里看到打击的痕迹，它与雕刻器小面上的痕迹很相像。”? 在王氏通过实验的体会指出两极技术产生石制品中似“雕刻器”的产生。而且，他还提到从出土石器标本中，“只要仔细寻找出由于砸击法而产生的各种痕迹特点，才能将其与真正的雕刻器区别出来”。在王文结论一再语重心长指出： “既有因各种偶然因素形成的外形相似者，也有因剥片产生的似‘雕刻器’，还有为了装柄或修理把手等目的所进行的雕刻器打法。单在以往的雕刻器的描述与研究中，上述几种情况被认作雕刻器的均可见到。”? 笔者同意王幼平的结论，尤其是“不能仅仅以雕刻器打法与小面的存在或仅据外形相似而广泛地使用雕刻器这一命名”。王文是1992年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发表，文中虽然指出两极技术的砸击容易产生似“雕刻器”，但具体上并没有举例出土石器说明。另王文曾引用《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中“角雕刻器”和“直雕刻器”两种作为雕刻器的例子，也没有直接讨论周口店出土砸击石制品与似“雕刻器”关系，留下一些有待深入的课题。 事实上，在旧石器研究的范畴内，凡涉猎过两极技术和楔形器研究的学者，均对砸击形成石制品中可能出现类似“雕刻器”有所了解。山西旧石器考古专家王益人在1993年《下川楔形析器研究》中，从下川旧石器晚期的楔形器研究指出： “……上述的‘似雕刻器’或‘雕刻器打法’的石制品在形态上归为雕刻器，但其内在含义与雕刻器却不同。”? 1998年王益人等又再强调，周口店的“雕刻器”上的雕刻小面，很可能是两极打法造成的类似于楔形析器剪切破裂面，它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雕刻器不能画等号?。 总之，裴文中生前对周口店石器制品的分类中,并没有雕刻器。裴的身后1985年出版《中国猿人石器研究》，所提示周口店113件的雕刻器，从公布线图及照片看来，均不具备成为旧石器类型学中雕刻器的条件。目前可以确定，周口店131件“雕刻器”的辨别，从旧石器工艺学立场上并没有足够的根据。雕刻器的确立，要从遗址出土全体石器组成中考察，更重要是从石器本身连锁动作的角度去考察，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工作。周口店所谓从无到有的“雕刻器”，其深刻意义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