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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下川到大洞的雕刻器 1978年《下川文化》中，公布17件下川出土的雕刻器，分为三类，即斜边、屋脊和鸟喙状三类。以下略作讨论。 斜边雕刻器共12件，占最大多数。据原文的描述： “十二件。制作一致，都是在较厚石片的一边，从劈裂面向背由近端至远端全部经过精细的修整；另一边亦作了同样修整后，再在这个边上由端斜向敲掉一个小石片，使左右两边夹角形成一个狭厚的锐尖。”[31] 对以上斜面雕刻器的定义分析如下： 1. 石片素材；2. 沿边向背全面加工外，也有向腹面加工；3. 由石片素材远端斜向打制出雕刻刀面；4. 雕刻器刀面与另边形成一锐角。 以上石片素材选择如一定厚度，素材全面向背加工，以至石片远端一侧打出倾斜的刀口形成夹角大小等，均符合雕刻器制作技术的准则。 第二类雕刻器是屋脊形雕刻器，共四件，其主要特征是“斜向两侧各击掉一条窄的石片，……平视如剑头”，也似屋脊。第三类的鸟喙状雕刻器仅一件，由于一侧端向背一凹缘，形成了鸟喙状的锐尖。鸟喙状也是按形状而命名。 图四 下川出土雕刻器（邓1995） 图五 下川出土雕刻器及其他（邓1995） 1977年《下川报告》共发表17件雕刻器，具有线图仅8件。在其后的研究中，王益人把鸟喙状雕刻器改为长身横刃雕刻器，可能是下川雕刻刀标本中鸟喙特征制作并不明显。其次，1978年报告原图7:3和7:6斜刃雕刻器，分别改订为屋脊形雕刻器和交叉刃角雕刻[32]。在斜边雕刻器方面，很值得重视两点是向背沿边加工，由素材远端斜向打击出雕刻刀面的特征。从迄今所发现下川雕刻器特征中，沿边向背加工和自石片远端加击出雕刻刀是很重要的特征。下川报告执笔者并没有排除由石片的近端打出雕刻刀面的存在。笔者实测13件下川雕刻器中，仍然有3件雕刻刀面是从石片近端一侧加击形成（图四：2、9、图五：15）。无论如何，从石片远端一侧制作雕刻器刀面，是很值得重视的，也是在下川雕刻器研究的初期，研究者通过慎密思考喝破其中的奥密。下川雕刻器以原石片打面一侧作基部，在石片远端打出雕刻刀面的设计，原因可能与器轴与石片剥离轴的考虑相关。 1978年下川报告中对雕刻器确认，在方法论上并未有采用较多西方旧石器的成果。上世纪60至7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中外旧石器研究方面难有交流。然而，由于研究者王建先生本身在石器工艺扎实的基础，在掌握一定数量标准雕刻器标本中，从而归纳出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雕刻刀技术上几点重要的特征，下川雕刻器系统形成是在国内环境中产生的。当然，这并不能说毫无瑕疵，如雕刻器各部位的区分和命名等，“斜向敲掉一个小石片”所指是雕刻器的刀片，雕刻器的刀面（Burin Facet）即小面，是最重要使用部位，当时并未详细论述。 1978年《下川文化》公布后，华北地区雕刻器的存在，随即引起东亚地区旧石器同行的注目。80年代初国内始恢复招收国外留学生，中国考古学当然是其中一项备受国外学术界所欢迎的分野。1982年，当时来自日本东北大学在北京大学留学的佐川正敏，活跃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也很关注山西省下川出土的石器，其后因芹泽长介教授关系，直接观察了下川出土部分的石器。佐川本身具备对旧石器研究的基础，直接观察和测量下川遗址的旧石器。佐川是首位国外旧石器研究者直接分析下川的雕刻器。 1983年，佐川发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群变迁的预察》一文中，特别以下川旧石器为讨论的核心。佐川对下川雕刻器的分析，认为下川雕刻器的素材，一般为长石片或者是石叶，前者占多数。他对雕刻器的分类，以器身的修整及雕刻刀面设置的位置作基准。按雕刻器加工分为四类： I、在一面进行局部加工； II、在一面周沿加工； III、在一面周沿及另一面局部加工； IV、两面均精细加工[33]。 另外，他论述到雕刻器的定位问题，把雕刻器原石片背面打面的一侧作基部，分左右刃部和交叉刃三种。如此，综合以上素材沿边加工：I、只有左刃；II、有左右和交叉刃；III、有左刃；IV、有交叉、左或右刃。并且，他举列一件可能是从雕刻器的台面打下的刀片，发表了实测线图。 雕刻器类型学的订定，按素材的设计、二次加工、雕刻刀面对应位置、左右刃部的区别等，都是中日双方共同关注的特征。佐川在参考《下川文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继承了芹泽长介教授对荒屋型雕刻器分析的观点，为下川雕刻器技术上区分，订定清晰明快的标准。 1989、90年间两次笔者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建教授的好意，直接观察了下川旧石器各类形的石器。1995年在日本熊本市“姶良火山喷火后九州及当时人们――两万年前石器文”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下川石器群考察》[34]。其中讨论下川雕刻器的分类，比较下川和荒屋的雕刻器，华北地区雕刻器分布等问题。对于雕刻器区分，按雕刻刀面位置及素材加工分为六种。Ｉ、横断雕刻刀面；IIa、左刃雕刻刀面；IIb、右刃雕刻刀面；III、交叉雕刻刀面；IV、欠缺二次加工；V、尖头器型；VI、上下两端雕刻刀面。其中，IIa类占58.5%，左刃与横刃雕刻刀面为下川雕刻器的特征。在对比下川与荒屋两处遗址雕刻器技术方面，两者左刃雕刻器均占有多数，均存在从雕刻刀面上向雕刻器背面加工的技术。更且，雕刻器腹部的局部加工技术，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除了两面加工尖头器雕刻器外，基本上荒屋和下川间雕刻器具有共通的技术。 1998年3月，王益人、王建在《文物季刊》发表《下川雕刻器研究》，可以说是1978年发表《下川文化》以后，又经过二十多年两代人长期的奋斗，一方面在研究视野上，已彻底融合到国际石器技术的潮流，并以下川丰富的旧石器资料作为最新方法应用的尝试[35]。其中楔形析器及雕刻器更是其中研究的重点。《下川雕刻器研究》，毫无疑问为中国旧石器晚期石器工艺研究树立一新的方向。这篇论文以文章形式发表，俨然已具备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艺学专著的雏形。文章中包括雕刻器在中国研究的历史回顾、雕刻器定义和时代界定，又兼顾西方雕刻器学术发展过程，从牟维斯到Tixier对雕刻器工艺学分析的演化。王氏父子指出中西间雕刻器特别是在素材上差异较大，西方是以石叶为素材，相对比较定型，模式化程度较高。中国方面以不定型石片作雕刻器素材为主，在素材二次加工控制形状成为雕刻器制作一个重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下川雕刻器本身分析，不能完全按西方既有雕刻器的分类，墨守成规。下川遗址中雕刻器的分析，从定位、观察、测量、分类等，又必须自立门户。 下川雕刻器研究从定位开始，器身各部位名称及测量方法，都是抽出属性最基本的设定。器轴与石片剥离轴方面，王益人等提出“以石叶为坯的雕刻器，其器多与石叶的打击轴重合或平行；但对石片为坯材的雕刻器，其器轴与打击轴有的重合，有的斜交，甚至垂直”。这显示石片剥离轴仍是雕刻器设计考虑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具体上，下川雕刻器的分类，兼顾及形态、器身二次加工、雕刻刀面台面预制、雕刻刀面设置等。这些分析主要以技术角度为基准。其中雕刻器刀面设置，成为进行技术系统的首要特征。按此，王益人等就雕刻器系统分类表列详细有序流程图，分为三级分类。第一级按雕刻刀面打击方向，单刃和双刃，前者在分纵刃、斜刃、横刃和交叉刃四类。双刃的再分多刃等。第二级按石片素材性质及二次加工区分；第三级按二次加工特征分类，完成了系统性按技术区分下川雕刻器类型，即：Ｉ、纵刃雕刻器（３件）；ＩＩ、斜刃雕刻器（29件）；III、横刃雕刻器（18件）；IV、交叉刃雕刻器（20件）；V、两端刃雕刻器（4件），共72件。以上五种雕刻器的分类下，再细分若干亚种。 王益人等论文结论中总结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雕刻器的特征。他们指出： “多以石片为坯材，器身两侧边缘都经过一定程度的整形加工（以石叶为坯材者也不例外）。在类型上，以修边斜刃雕刻器和屋脊形雕刻器为主，交叉刃角雕刻器次之，横刃雕刻器则更少。其中斜刃雕刻器以修边者居多，而且左斜刃雕刻器占有很大比例。这些特点与下川雕刻器的特点相近或相同。”[36] 总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以石片素材，沿边二次加工，预制出雕刻器打制台面，向左侧倾斜的雕刻刀面走向居多。这是雕刻器共同普遍的特征。王氏父子不仅为中国雕刻器技术类型学提供了系统分析基础，也为在东北亚更广泛范围内雕刻器对比研究，树立了科学的模式。 下川雕刻器研究为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器研究，揭开新的一页，带动了中国北部旧石器类型学研究的发展。2016年赵海龙等发表吉林和龙大洞遗址雕刻器制作技术与制作及使用微痕新角度分析，颇引人注目。大洞遗址位于吉林长白山，红旗河汇入图们江的河口地带。在2007、2010年两次发掘中出土黑曜石制品逾万件，包括石叶、细石叶及楔形石核，工具有刮削器、雕刻器等，尤以雕刻器十分典型。大洞遗址的文化层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21,350±120 b.p.[37]。 赵文公布和龙大洞出土九件称为斜刃雕刻器的标本，为黑曜石制作（图版五）。文章内容探讨了雕刻器一些用语、制作技术及实验复制和显微镜对出土雕刻器使用功能的考察，对石器技术与功能分析并重。 在雕刻器各部位命名上，赵文提出棱刃、棱刃角和棱轴角等概念，以表述石器可能使用范围及其属性。他指出雕刻器棱刃指刀面侧沿与石片素材腹背面相交边棱，腹棱刃和背棱刃，并由之引申之棱刃角和棱轴角属性（图六）。有关和龙大洞雕刻刀制作工艺区分：“1.选择毛坯、2.修理器身、3.修理台面和剥片背、4.打片”四个步骤，详细未及论述。 图六 和龙大洞出土雕刻器部位及命名（赵2016） 图版五吉林和龙大洞出土雕刻器（赵2016） 雕刻器功能的探索，赵文核心是包括通过实验复制使用痕对比方式，以高低倍显微镜观察，和龙大洞出土雕刻器刃部微痕分析，推测使用方式及对象。据指出雕刻器上有三种痕迹：擦痕、磨痕和崩痕。大洞雕刻器上雕刻刀面与腹面夹沿“斜棱刃是与加工对象表面接触最紧密的位置”。并且，泥河湾二道梁遗址出土雕刻器与刀片拼合上，发现：“斜棱刃上存在疤状痕，在拼合小片的相同部位也发现了使用后产生的疤状痕，说明该件标本至少经历了两次斜棱刃使用和一次更新斜棱刃的连续过程”。 这是对雕刻刀面使用部分直接的论证，为解开雕刻刀使用的方式提供了很重要根据。并且，作者更进一步指出“斜刃雕刻器已经成一种高度定型的器物。在进行‘刮’动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右棱刃雕刻器非常适合右手持握使用”。最后有关雕刻器具体功能，赵氏联想到以雕刻刀斜刃“刮制”骨制品的使用方式，认为对“骨器起源研究有一定启示”。 总之，雕刻器起源是否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目前旧石器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欧亚大陆北部普遍出现雕刻器。中国雕刻器认识和研究起步于上世纪的70年代。198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公布周口店旧石器早期文化113件所谓“雕刻器”，很可能只是砸击技术下出现的石制品。目前周口店遗址“雕刻器”被全面否定，又再回复到裴文中时代对周口店石器的认识，周口店遗址中并不存在有雕刻器。另一方面，1978年王建等从技术工艺学，以斜刃雕刻器、屋脊雕刻器为主雕刻刀面位置作基准的角度，开展了中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雕刻器工艺学分类的创建。1988年《下川雕刻器》研究发表，从中西雕刻器研究的角度，确定了下川遗址雕刻器模式。另一方面，近年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对雕刻器上刀面使用分析，又为中国雕刻器研究 开创性的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