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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乡村部分公共文化资源开发中产生了“异化”后果。乡村公共文化资源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载体，主要包括了本土文化景观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但一些乡村公共文化资源最终演化成为了异己的力量，逐步失去了公益性和可持续性，从内在精神上却离农村和农民越来越远，在开发中陷入了过度产业化、商业化之中。一方面是乡村公共文化景观建设产业化。乡村文化景观是在乡村范围中建设的各类经济、社会、自然、人文现象的综合文化体，构成了与城市文化景观不同的文化形态。当前乡村文化景观的开发和利用普遍与乡村旅游相联，通过“民间认知一权威认证一资本布景一巩固强化”的产业化逻辑来打造旅游景观。{4}乡村文化景观成为一种功利性的商业化手段而失去了乡土性。在旅游产业化的过程中，乡村文化景观资源难以为村庄和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服务，农民既与景观隔离，又难以公平地分享实际利益。另一方面是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内容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乡村传统文化形式，强调的是在农耕文明背景下以人为核心的经验、精神和技艺，当前各地政府重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但“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从其生存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进入被生产、被建构的陌生化过程，使非物质文化越来越远离其日常生活形态的本真样貌”{5}，尤其是一些过度商业化的实践操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文化的原生意涵，一些传统手艺过度机器化生产，传统服装表演过度参与旅游展示、传统民俗参与商业化演出等使公共文化资源的公益性和可持续性日渐丧失。 公共文化阵地建设的供需分离、公共文化活动重“送”轻“种”以及公共文化资源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卷化”逻辑：“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没有与乡土特性及农民的需求充分衔接，从理念上正逐步远离农村、与农民隔膜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排斥农民“参与”。这种现状从本质上呈现的是公共文化服务“有增长而无突破” 的“内卷化”{6}逻辑，即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但原本预期中的绩效却难以实现突破，在预期与实效之间存在着的难以回避的张力。这种“内卷化”逻辑从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有效传递，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民的引导功能弱化，文化服务对村庄社区的集体主义观念及凝聚力的塑造作用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卷化”逻辑深层次的原因是“行政主导”的文化治理模式，即将文化的治理看成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在实践过程中最终又简化为文化管理部门的具体治理技术。笔者认为，这种“行政主导”的文化治理模式由三方面构成： 一是非农化的文化治理理念。行政力量对文化进行治理往往是单向的，缺少“上下结合”的辩证性，在治理过程中难以达成标准化与个性化的统一。当“自下而上”的文化反馈机制难以形成集中力量时，“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就会形成一种基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非农理念，认为农民的文化需求需要被改造，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及送文化下乡的目的在于以城市文化和精英文化来重塑或改造乡村的传统习惯及地方性知识，认为公共文化资源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包装进入市场才能有生命力。这一非农化的文化治理理念构成了行政主导的文化治理模式的基础。 二是压力型的文化治理机制。“行政主导”模式文化治理依托的是行政体制运作，突出特征是压力型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而采取的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其核心是形成一级压一级，层层向下推动的传导机制。文化治理也遵循了同样的机制，“现行文化体制在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属于向上负责，基层文化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及其责任明显低于对上级执行使命的承诺，文化责任上行及价值逆向性内在地支撑着体制的行政存在方式”{7}。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活动甚至是文化产业发展很多采取“锦标赛”式的考核竞争方式，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不符合农民需求的文化“政绩工程”屡见不鲜，单纯只注重考核却不计经济社会绩效的活动也不少见。 三是项目化的文化治理方式。项目制可以做到目标明确和程序合理，但项目“总体结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构成输入与嵌入、规制与变通、支配与反应相互交织的治理过程”{8}。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化的治理方式在落地的过程中就遭遇了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一些项目的封闭性程序会形成一定的区隔，不利于农民的参与且容易遮蔽不同农村地区农民的个性化需求，造成需求与供给的断裂；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又往往通过对项目资源的“打包”来服务于自身的意图，或者将文化治理项目转化为本地区经济增长指标完成的条件或工具，又或将文化资源包装成为失去“本真性”的产业形态来获取政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商活动如火如荼，各类热火朝天的乡村旅游形成风潮。 非农化的文化治理理念、压力型的文化治理机制及项目化的文化治理方式使“行政主导”模式下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极强的功利性特征。乡村公共文化的本意在于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传递内在意涵，从而实现对农民信仰意义世界的支撑。但在公共文化服务考评政绩导向、文化下乡中农民参与的缺失、文化资源的过度产业商业化等多重影响之下，教化性内涵逐步与文化载体出现剥离，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取向与农民疏离，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来凝聚农民价值观共识并加强农民认同和归属感的预期效果并没有完全达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