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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村落公共文化的组织主体弱化。在传统社会村落公共文化的支撑主体是家族结构，其中具有权威的族长或长者是组织主体，他们对公共文化所代表的社区记忆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凭借自身权威对文化活动进行组织发动并维护文化仪式及程序的完整性，通过代际相传的方式来实现文化的传承。但随着市场经济背景下劳动力的快速流动，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结构逐步被打破。一方面，地缘结构的分离使村落中精英群体开始离散，很多人进入城市务工，大部分时间与村庄脱离，时空的分离使他们无法投入到公共文化的组织过程之中，逐步失去了组织的动力；另一方面，血缘结构被打破逐步导致了农民亲族观念的淡化，“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从格局的中心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12}。也即农民的“认同单位”开始缩小，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村社会结构原子化的趋势，核心家庭私人生活空间开始取代家族公共生活空间，这就使村落中原有的权威力量日渐弱化，无法完成公共文化组织的任务。 三是村落公共文化的参与主体缺失。在传统社会，村落公共文化的达成需要整个村社村民的参与，主要体现在自主筹资、参与过程、情境体验等多方面，也即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所需要的财务支持往往由村民均摊，公共文化活动所需要的人力投入也由村民承担。在公共文化运行的过程之中，村民通过围观进行情境体验，充分地将自身融入文化活动之中。但是，当下的村落公共文化的参与主体却呈现为缺失的状态。首先，由于村民的价值追求已经不再面向村庄内部，村落公共文化活动的筹资越来越困难，很多村民并不将其看成是必需品因而不愿意均摊成本，这就导致“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并最终使整个活动难以开展。即使在外经商或务工而具有较强经济能力的“老板”对村落公共活动进行一些支持，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其次，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村庄呈现出普遍的“空心化”状态，务工的中青年群体只能在年底有限的时间内返回家乡，一些需要在其他时节举行的传统村落公共文化活动完全处于中断的状态，而一些在春节前后进行的公共文化活动也并不能吸引村民自愿投入人力。当公共文化活动缺少“人气”的时候，衰败的趋势也就难以逆转。最后，随着互联网及传媒技术的发展，后现代消费主义的热潮不断侵蚀村庄，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各类关门闭户的私人文化，对“土味”十足的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的热情有限。尽管很多地区农村老年人群体喜爱村落公共文化，但年轻人群体则较为淡漠。可见，村落公共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社会系统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 乃是社会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否则，便有可能无法维持系统的均衡而呈现‘病态’。” {13}责任主体、组织主体及参与主体的缺失及弱化使村落公共文化的系统已经失衡，可以称其为“无主体逻辑”。所谓“无主体逻辑”指的是村落公共文化的自组织已经缺少了主体的支撑，作为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自觉行动者，从而无法维持基本的系统平衡。尽管村落的外部形态依然存在，但传统熟人社会时期的公共文化运转逻辑从很大程度上已经难以维系，这也就导致村落公共文化尤其是传统公共文化匮乏，其保护和传承遭遇严重挑战，村落逐步失去了文化活力，村庄的凋敝之势日渐严重，而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削弱了村落组织力，村落公共文化更加难以成型，由此形成循环往复之势，最终导致村落公共价值观念和公共精神的瓦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