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11)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39 《历史研究》2013年4期 朱昌荣 参加讨论
(一)敦行教化 清代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教化的政治意义，所谓“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127)康熙帝又制定“圣谕十六条”：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128) 要求“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并谕礼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129) 理学官僚敦行教化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倡导“王道首教化”思想。(130)魏象枢特别重视家教，认为“先教化则宜崇臣僚之家教”。(131)陈廷敬说：“国家久安长治之基，关于风俗；风俗盛衰之故，系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之机存乎教化。”(132)“圣谕十六条”在有清一代始终是地方官僚宣讲教化的基本教义。地方上的理学官僚在巡查地方，设立学校、私塾时也注意宣讲教化，教育士子、乡民。陈鹏年尝就“南市楼基址改造乡约诏堂，写列圣谕十六条，中悬‘天语叮咛’四字”。(133)江苏巡抚赵士麟“孜孜以劝学明理，兴教化之本为急，讲堂肆启，环函丈而听者常千万人，风气为之一变”。(134)康熙二十四年，嘉定县令陆陇其“回县至北纪城讲乡约……俾人人知善之当为，自此遍及各乡”。(135)有“当代真儒”之称的张沐，在内黄知县任上，“敦教化，重农事，注六谕敷言，反复譬喻，虽妇孺闻之，亦憬然改过也。”(136)理学官僚还通过编写教材倡导教化。魏裔介撰《教民恒言》，将《圣谕十六条》衍为通俗言语，“反复开阐，以训愚蒙”。(137)又著《劝世恒言》一卷，“意主化导下愚”；(138)编写《希贤录》十卷，分“为学”、“敦伦”、“致治”、“教家”、“涉世”五门，其旨亦在教化之用。陆陇其利用巡行机会，对州、县奉行的《六谕》进行集解并予以梓行，旨在教化乡民。(139) 第二，信奉“以德化民”思想。理学官僚特别重视“德”在敦行教化中的作用，并向最高统治者灌输这一思想。熊赐履向康熙帝进讲《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章时说“此一章是孔子论治效之深浅，见任法不如任道之为得也”，并发挥道：“如欲民兴孝，先自尽孝道；欲民兴悌，先自尽悌道。……总而论之，政、刑、德、礼，四者相为终始，岂可偏废！”(140)嘉定县令陆陇其针对当地盛行父子、弟兄互讼成风的情形，撰写息讼示云： 健讼之风，最为民间大患。欲争气，则讼之受气愈多；欲争财，则讼之耗财愈甚。即幸而胜，亦成一刻薄无行之人，况未必胜耶？且如有一事，我果无理，固当开心见诚，自认不是；我果有理，亦当退让一步，愈见高雅。与其争些些之气，何如享安静之福？我愿尔民为耕田凿井之民，不愿尔民为匍匐公庭之民；但愿尔民为孝友睦姻之民，不愿尔民为便给善讼之民。(141) 可见，陆陇其治理地方“务以德化民”，(142)客观上也的确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施政效果，所谓“公在嘉定，民以讼为耻，终年无投状者”。(143) 第三，提倡礼乐纲常。魏裔介将礼乐纲常视作与衣食并重的内容，他说：“衣食者，生民之要务；礼乐者，维世之大防。古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不过此二端，所谓‘富而教之’也。”(144)陈廷敬也非常重视礼在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中的作用。他对康熙帝说：“齐家治世莫善于礼。礼本天下之至严，用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故齐家者，与其过于和，宁过于严；与其过于严，宁准于礼。准乎礼则无过严之失，而有至和之美矣。”(145)对于违反纲常的行为，理学官僚则予以坚决抵制。湖南巡抚于养志父亲去世，按律当在家守制，但他请求在任守制，并获得上官的赞成，监察御史陆陇其却上疏朝廷说：“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若使一抚臣因督臣题请而留，皆将援此为例，其不思侥幸夺情者鲜矣。名教自此而驰，纲常自此而坏。此端一开，关系非浅。至于湖南一省之人是则是效，不复知有父母，又无足论矣。”康熙帝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命于养志回家守制。(146)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程朝云：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
- 下一篇：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