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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6)


    理学官僚用心治理地方,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了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政治勇气。汤斌巡抚江苏时,权要“以部费为名,索金累巨万,布政使屡以为言,公弗许”。(67)对于那些有利民生的事情,他“皆奏请行之”。(68)敢于任事还表现在理学官僚能够急民所急。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出任山东济宁道。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分道治赈,伯行赈汶上、阳谷二县,发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布政使责其专擅,即论劾,伯行答以:“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重乎?”(69)对于那些病民措施,理学官僚也往往敢于向上官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灵寿县令陆陇其,以“时派运上供石灰骡车,灵以五辆,视他邑独多,前令争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为请,至以去就争,乃得更代”。(70)理学官僚用心治理地方的结果是极大地推动了休养生息的进程,加速了清初社会秩序由动荡到趋于稳定的前进步伐。他们为官一方即造福一方、为官一任即用心实践一任。正如时人赵士麟所言:“官不论崇卑,即一乡一邑,处处有无告者,我能以保赤者保之,一乡得所,吾道行于一乡矣;一邑得所,吾道行于一邑矣。”(71)
    2.理学官僚推行休养生息的具体措施
    首先表现在主张藏富于民。民为天下主,民为邦本,故民富国强,民安国兴。这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休养生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清初统治者对此有清楚认识。康熙帝说:“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享豫大之休。”(72)理学官僚们也多能秉承最高统治者意旨,认真实践。
    顺治八年,魏象枢上疏朝廷清理钱粮,统一财政,认为“国家钱粮,部臣掌出,藩臣掌入,入数不清,故出数不明”,建议“自八年为始,各省布政使司于每岁中,会计通省钱粮,分别款项,造册呈送该督抚按查核,恭缮黄册一套,抚臣会题总数,随本进呈御览,仍造清册,咨送在京各该衙门,互相查考。既可杜藩臣之欺隐,又可核部臣之参差。”(73)疏上,户部议覆准行。他又主张“均赋徭以苏民困”,他说:“我皇上准令绅衿优免丁粮……但绅衿免去一分,则百姓加派一分。富家多有前程,贫民代为包赔,情极苦矣。其中倘有影射滥冒,病民更甚。臣请责成州县,定为岁察之法”。疏上,获批“有裨勤民,着详议具奏。”(74)康熙二十三年,吏部左侍郎陈廷敬针对“今日民间所不便者,莫过于钱价甚贵”,进而导致“民间苦累”情形,建议朝廷改革钱法,将钱改重为轻,废除地方官征税弊端,使“天下产铜铅地方,听民开采”,“有开采则铜日多而钱价亦因可得以平也”。(75)这一建议被清廷采纳。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