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54 《历史研究》2013年4期 朱昌荣 参加讨论
顺治时期，魏裔介对逃人法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摄政王时，隐匿逃人法太严，“上干天和，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33)由此，他明确提出“逃人宜宽，蠲赋宜信”的主张。(34)魏象枢也认为，“向来大家富户，因惧隐匿逃人之祸，凡流民所到地方，概行驱逐，不敢收留，宁视其死而不救”。(35)对于逃人法规定的牵连治罪，理学官僚也多能在政治实践中予以纠正。兵部督捕右侍郎赵士麟从“仁心为质”的立场出发，往往“于法外有所纵舍，宽邻佑之连坐，禁亲串之妄扳”。(36)康熙时期，任直隶大明道长官的耿介，宽逃人之网。他在一年任期内，处理八旗逃亡案件三百余起，不肯蔓延无辜一人，(11)取得了一年内保全数百人的良好施政效果。(12) 旗、民杂处是影响清初社会治安的重要问题。清军入关伊始，即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39)以保障旗人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但强迫原土地上生活的汉人徙居，破坏了他们先前正常的生产、生活方式。史载，最高统治者以“辇毂之下，满、汉杂处，盗贼难稽”为由，特谕商民人等“尽徙南城”。(40)魏象枢则认为“太平之世，以百姓乐业为第一事”，要求朝廷另外拨出官地，供给百姓重建日用，体现了对百姓的爱护。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要求工部督同五城御史“察南城官地，并民间无房空地，将迁徙官民好生安插”。(41) 盗案频仍是影响清初社会秩序稳定的突出问题。为了加强对地方社会治安的管理，政府推行保甲制度，目的在于弭盗安民。但政府推行的旗、民分治政策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保甲仅行于汉民村庄，在满洲庄屯内不得施行的结果。由此，满洲庄屯内“公行盗贼”的现象相当严重，不少旗人“携矢张弓，成群驰骤，出入无忌”。一些地方官员畏首畏尾，既不敢公开处理这类问题，也不敢向上申报奏闻。针对这种弊端，魏裔介要求划一地方保甲之法，建议朝廷“将杂居满屯汉民，家家编排保甲”，“不拘与旗下人伙居散居，务要十家凑成一牌，旗下人另为一牌，若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为一牌”，并对其中一些具体细节也做了规定。(42)魏象枢主张赋予州县官员更大权力以消弭畿辅盗贼，认为州县有司司官微职小，“无一兵一马，惟有静听参处，不敢过而问焉，此盗贼所以日多也”。(43) 清政权在制度上多有承袭明朝的内容，即“清世制度，多沿明旧”。(44)其中承讹袭陋、苟且因仍的地方不少，很多内容已经不利于新王朝的统治。由此，理学官僚要求对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一些制度进行必要的扬弃。顺治四年，魏象枢疏言：“明季大弊未禁革者，督、抚、按听用之官舍太杂，道、府、州、县之胥隶太滥”，应当清理，疏上，报可。(45)理学官僚提出“折衷前代，参酌满汉”的思想，建立适合清朝统治的制度。这主要包括：仿照《明会典》，编订《清会典》；恢复言官“纠拾旧制”等。同年，魏象枢复疏“亟请更定《会典》”。(46)顺治十年，魏象枢借朝廷考察官员的机会疏请“纠拾之旧制宜复，言官不宜反坐”，此论下有司议，“着为令”。(47)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官僚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体现出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即要以“变通”的精神制定合乎新朝施政的制度，所谓“古帝王创制立法，代有因革，亦代有损益”，“往朝每代有变通之法，我朝创业，无画一之程”。(48)熊赐履认为清初制度“一踵先朝之旧……苟且因仍”，应当召集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员“详慎会议，何者当沿、何者当革、何者宜益、何者有损，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务期振裘挈领，纲举目张，勒为会典，着为成宪”。(49)陈廷敬也认为“法久弊滋，所贵因时制宜”，“苟不因时变通，其弊将无所底止”。(50)众所周知，科道官员在监督臣僚、维护皇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至顺康时期已经存在诸多不足。陈廷敬提出“省事”、“择言”、“持重”、“养锐”，不得“繁言琐渎”的建议，尽管未获康熙帝的认可，(51)但也显示了理学官僚“因时制宜”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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