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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11)


      四、历史转折:乡建思想的时代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历经激变和动荡,时势的风运际会和时局的迷离扑朔,成就并构成了政党或政治家们的特定场域,同时也是从流而行的社会大众“从众行为”的基本动因。但是,思想的启示或文化先觉的引领作用,却总是在超越时流和从众的社会行为中呈现出自身的价值。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如果放眼于历史演变的整体进程,而不拘泥于时势的优劣强弱之运转,我们则不难发现,在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演变进程中,乡村建设思想预示并体现着两大历史性转折。 
    1.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折。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机和历史发展的机遇,近代中国也曾面临多次选择,以求力挽历史的沉沦而实现民族—国家的崛起。“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掀起过很多次全国性的改良运动,但它们都少有成效。”(96)从而进入20世纪后,革命风潮迅速成为时代主潮,以至于社会舆论“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97)革命已然成为历史的选择。当辛亥革命“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后,“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然而,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却陷入另一种困境:“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98)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对于已然构成历史的革命的反思,同样成为社会思想面对现实和走向未来选择的重大课题。 
    对此,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悟觉在先:“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99)其中,如何从革命走向建设,以及如何建设诸问题就成为一个时代主题。“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在孙中山看来,民国共和之未成的根本在于建设之未成,即“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100)因此,由革命转向建设显然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也是历史转折的新趋向。 
    “建设”思潮以至于“乡村建设”思潮的涌现,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取向。历史运行的基本轨迹昭示,它是革命之后或踵接革命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为近百年世界大交通所引发出来的,其问题背景在东西文化之冲突比较,其前途使命为世界新文化之创造。”(101)“依通例应以社会改造运动的团体(革命党)掌握政权,施行建设,完成社会改造(革命),中国亦不能外此;但以中国革命本质的不同,社会形势的有异,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随之而两样。”(102)因此,乡村建设思想本质上并非对立于革命,而是革命的历史逻辑的必然归趋。“盖乡建运动起于中国革命运动之后,其任务正为完成中国革命。”(103)因此梁漱溟认为,近十年乡村建设运动的事实经过如政治改造、经济建设、教育改造、社会改造,“概括言之,其手段近于社会改良,而其使命则在完成中国革命。”而“所谓完成(中国)革命,即指辟建新社会,求得一历史演变应有之结局。”(104) 
    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国民革命之后,关于革命与建设的思考就凸现为时代性问题。单纯地选择“破坏之革命”,并未达到人们期望的民主共和。社会失序、政治动荡、文化失范、经济崩溃的严酷现实,不能不促使知识分子在发展路向问题上的深层思考和理论建树。无疑,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关联和内在关系势必在思想领域和理论建构上提上日程。 
    将革命与建设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从而消解建设与革命相对立的人为的矛盾冲突,是乡村建设思想中对历史反思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人都以为革命问题是先破坏后建设;亦就把它截成两个时期:一个是破坏期,一个是建设期。在破坏期中,只努力破坏,只训练人怎样去破坏。因为破坏有了若干回训练之后,这一段工程亦或许终于成功了,便绝不是革命成功了。革命还有一段重要的工程是建设,到这时才开始,而且每每没有法开始——因为向来只在破坏,没有经过建设的训练,于是失败紧跟于成功之后,革命人物循此错路,每不觉悟。”(105)即使实现清除旧制度、旧文化的“破坏”,也不能简单地诉诸武力,因为历史已经告知我们,“破坏的实力是建设,绝不是枪炮,亦不是军队……就令目的为了破坏,手段亦当采自建设方面。”(106) 
    建设与革命应该是统一的历史进程,而且建设是革命的必然归宿。革命目标的最终达成期待于建设之完成。梁漱溟提出“中国必将‘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107)并在其《乡村建设理论提纲》中从五十个(问题)方面展开,论证了只有通过建设才可真正实现革命的目标:“乡村建设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将以完成过去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所未了之任务”。(108)建设事业之成功,“中国革命于是完成;而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所引起中国历史从来未有之剧变,至是乃得其结局。”(109)这其实也是孙中山“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110)思想的深度阐释。 
    革命与建设这一思想命题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指向未来的思想启示。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思想成果,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凝结在乡村建设思想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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