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1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2 《人文杂志》2014年8期第 王先明 参加讨论
2.从“都市建设”到“乡村建设”的历史性转折。就近代经济(工业)建设历程而言,可以远溯自洋务运动,“我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111)即使从制度层面上的现代性建设而言,从清末新政也已发端了。面向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建设历史,“抗日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国经济取得的进步,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几个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相类似。1914-1918年至1931-193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日本。因此中国是少数几个取得成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个。”(112)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1912-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9.4%。(113)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扩大,到抗战前在工矿交通业中已占据优势。”仅就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建设成就而言,“在抗战前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史上的最高峰”。(114)1930年代是“国民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建设的时期,建设经费来自税收,而田赋仍系岁入的最大宗”。(115)然而,建设之本位却在都市而疏离了乡村。“三十年来的结果,只有把一批批的农家子弟,麕集于都市而不能返回乡村……以至于一面农村中空虚涸竭,一面都市中人满为患。”(116)对于这一建设偏向学者们在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关注并不时针砭。“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亦以通商口岸为限,不论其工业之性质是否适合于此等都市,亦不论此等口岸是否可以发展工业,凡所投资,弥不以此为目标。益以国人醉心外力,以为租界等等,足以保障投资之安全,因之中国之通商都市,往往为各种工业发达之区……都市工业化之在中国,则有特殊显著之现象焉。”(117)现代化建设之重要部分即工业化与都市化,绝对优势意义上集中于通商口岸都市,“无论何项工业,均以上海占绝大之势力,似有过分畸形之发展耳。”(118)辛亥革命以至于国民革命之后,历史演进渐露转轨机缘,“北伐告成,训政开始,吾人继志述事,应如何努力于三民主义之新建设,而奠国家有道之基。”(119)但民国政府的建设之重心仍在都市之一途,“中国目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尤其是以机器为中心的建设。”(120)“吾国现正谋都市之发达,及交通之利便”。(121)不仅如此,“政治机关的种种设施,亦自然的首先从城市起,或竟不设施到乡村。所以城市地位十分重要,甚重要的乡村地位反因此降低。”(122) 然而30年代之际,这一建设路向及其实践效果越来越遭致更多的质疑和反思。“近数十年来一切的改革建设失败的经验,已经给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根本性与严重性了。”(123)近代以来,致力于建设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至现在,已经有了90余年”,“国家日日都在危急存亡之秋,国人未尝不忙,忙学东洋,忙学西洋,忙办这样,忙办那样,结果怎样?没有把根本认清,瞎忙了几十年。”(124)因此,新中国建设当从方向上逆转,“苟欲建设近代国家亦必有其根本趋赴之道,曰:建设乡村。”(125)正是适应这一历史性反思的基本朝向,乡村建设思想迅速成为一种代表性社会思潮逆势而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实也诠释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转向的意义和价值。 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思想,虽然在建设乡村的侧重点方面各自有所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即从根本上逆转“都市化建设”的发展偏向,即“其纲领则在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乡村建设运动,实为从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之运动。”(126)1939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共同信念初草》再次申明:“我们深信:乡村建设运动在使农业和工业达到合理的建设乡村和城市,泯除畸形的发展。”(127) 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对垒和思想体系的对峙态势中,乡村建设的思想建构及其社会实践不仅别有创获,且也自成体系。他们试图超越社会-政治权力较量的血火搏击的现实困境,以“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建构,力求从根基上求取积极建设的长远之途。然而,在整个历史格局以及影响历史局势的布局中,它只是其中之一——尽管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在历史前行的进程中,它对于未来的规划影响和对于局势的掌控却是有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