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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6)


    当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是其思想体系建构的基石之一。他们强调在世界历史演变的趋势中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认为“数千年之立国基础,既在农业,则其经济等,亦莫不根据于此。我们细查中国社会实不过三十万疏落之农村而已,其社会组织,密于家族,亲于乡里,或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其在政治上,则自由太多,缺乏组织力量及国家观念,既不像封建国家,更不像近代国家。”(33)但是,面对西方势力向东方或中国的强力推进,传统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骤然崩解,失去了维系社会生活的功能。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本来所具有的那全套组织构造,在近数十年内一定全崩溃,一切一切只有完全从头上起,另行改造……从那里改造起?何从理头绪?何处培养萌芽?还是在乡村。”(34)这就决定了乡村建设“就是启发社会的力量;使死的散漫的变成活的团聚的社会,没有力量变成有力量。要让社会有力量,须打通地方上有力量的人的心。现在最不了的是大家缺乏公共意识;要大家有公共意识,须先在地方上开出大家的公共意识。”(35) 
    此外,立足于中西比较也是其思想建构的基石之一。晏阳初认为,“中国自鸦片之战以后……忽而学东洋,忽而学西洋,今日忙这样,明日忙那样,但都没有把根本认清,所以仍然是束手无策。”因此,“今后我们必须拿定主意,下大决心,钻进农村深入民间,造就这8000万的农民青年,叫他们来担负这民族再造的使命。”(36)梁漱溟则“当我看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已属崩溃时,便在比较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寻求西洋社会的组织构造,如何从历史之背景演变而来,我们何以不能成那样的社会。依之,过去是那样,现在当然另是一个样子,将来又是一个样子……我的主张更坚决不疑。在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斯)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我的主张虽不同于马克思(斯)和共产党。”(37)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的建构,乡村建设思想并不是拘泥于传统狭小的认识空间,而是着眼于近代以来西学引入和西制移入的历史实践的审视,尽管这种审视有着他们特有的角度和局限性。(38)正是在比较中,他们认识到:“在此时候觉悟到一切现成的政治制度都无法拿来应用于中国。”(39) 
    基于对已有历史选择的反思,乡村建设思想对于“西化”的路向选择发生质疑,开始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需求重新建构自己的发展道路。立足于历史审视和中西比较的视野,乡村建设思想的建构重心确立于中国乡村社会。这一重心的理论解说突出体现在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理论的演讲中:“因为我看的通体,看的整个……成熟了我今日乡治的主张。此项主张之成立,过去对于东西文化之研究,启发实在很多。”“我提出‘乡治’的主张是民国十七年的事,而主张之前后贯通,完全成熟,则近三年间事也。”(40)他强调,“我之用思过程,乃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虽然“我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至若应用这个名词亦有几度修改。十七年我在广州时用‘乡治’,彼时在北方王鸿一先生等则用‘村治’,如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设立村治学院等皆是也。民国十九年……河南村治学院诸同人来鲁创办类似于村治学院性质之学术机关。我等来鲁之后,佥以‘村治’与‘乡治’两名词不甚通俗,于是改为‘乡村建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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