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33 《人文杂志》2014年8期第 王先明 参加讨论
二、社会建设:乡建思想的主导方向 30年代之际,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在理论建构和区域实验方面,已经磨砺既久,并且在各种主张、认识的互动和碰撞中,取得了相对的共识。在各种思想和社会改造方案的竞相争锋的态势中,乡村建设思想自成体系,也影响深远,一如梁漱溟所言:“在不过有人想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有人要学苏俄,有人要学意大利,所见种种不同。乡村建设亦是其中一种,并且亦许是渐渐要占势力的一种。”(17)其实,民国甫一成立,“新中国”建设的时代课题就摆在世人面前,尽管国内政局和国际大势还并未营造出有利的建设环境和条件。作为“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已经在认真思考和规划国家建设的方案——《建国方略》已在筹谋之中。(18)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建设倡议和主张一时并起且已从某些实务层面上加以落实。建设的各种主张和实务已经被广泛关注,建设问题也凸现为时代问题。如何建设的问题,或者说建设的方向逐渐成为社会所瞩目的焦点。“现在的中国人都正在徘徊歧路,有的指引他们走到苏俄去,有的指引他们走到美国去,有的指引他们走到德国或意大利去,真可谓纷歧之至。”(19)乡村建设思想的路向选择,旨在超越以上所谓“歧路”徘徊,别开蹊径,另谋一条“去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而建设一中国新文化之运动”(20)的道路。 现实的生存景况和历史情状无疑是思想认识的基点,也是“乡村建设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21)当时的经济匮乏和财赋窘迫无疑构成了建设方案或复兴农村主张最急迫的压力,国民政府30年代开始大力倡导推进国民经济建设,显然也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因应。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22)随后国民政府进行政府动员,加大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力度。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却超越了经济的诉求和政局的迷乱,而着力于长远的建构,谋求社会建设的主导方向。 乡村建设显然不是单向度的经济建设,“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23)这决定了“乡村建设天然是一种社会运动,”(24)作为社会运动,它并非源于思想家的个体诉求和主观实验,一定程度上它体现的是历史演进的客观进程及其对历史反思基础上的路向选择。梁漱溟认为,“过去一切革新运动,所以未见成功者,盖以过去一切,始终无外一种上层运动,而与下层民众无与。今后必须使大多数民众觉醒,献其心力,而后建设可期,民族复兴可致,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固在乡村,此其一。中国旧日社会之组织结构,迄于今日,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俱悬而未决。所谓革新运动之中心工作,实应为解决各种问题,创建吾民族社会新组织结构之工作。而凡此问题之解决、新组织结构之建设,必肇端于乡村,此其二。”(25)这是乡村建设运动与国家权力和政府行政范畴的“农政”之所以不同的重要区分,也是乡村建设思想家们特别强调的内容之一。黎康民在检视乡村建设运动历程时认为,过去乡村建设之所以能开展,并推动了政权,并转变近代中国政治形势中之破坏乡村的现政权,成为建设乡村的现政权,“使得它的政权性变质而发挥善良的功能,就是因为乡村运动本身有动力,而且发自社会,有其不竭的‘力源’。”(26)显然,以社会运动方式展开的乡村建设,在实践层面上揭示着乡村建设思想的主导方向在于整体的社会建设,而不是偏执于一端的建设事项。“乡村建设是整个新社会结构的建设,并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而是从根本上谋整个的建设事业,所有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各方面工作都是互相连贯的,是由整个的乡建目的下分出来的,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