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9)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4 《人文杂志》2014年8期第 王先明 参加讨论
在乡村建设主张者看来,这是从根本上决定农村、农业和农民地位的急剧下滑的时代性致因。“到了近来,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从前的工匠,现在变成了工程师和制造家,从前的市侩,现在变成了商业家庭资本家。但是农民呢,他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阶级的同胞压迫和讪笑了。”(65)无疑,引起乡村社会动荡和农业困境直接原因的地方摊派,也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而不断加剧,所谓“近数年来,举办新政甚多,需款甚殷,”“地方摊款不须呈报到省,不受法令之限制……而漫无限制”;从而,“地方不肖官吏,横加摊派以自肥”。其各项“新政”“经费多在人民身上”。(66)以“新政”为名的各种税费,层层叠加为农民的负担并从根本上危及农民的生存状况。晚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近代民族-国家权威始终处于重新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家权威对于乡村社会的利益调整和控制基本处于失位状态。这加重了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成本,也延缓了消弭乡村危机的过程。“现在横在中国社会面前的整个生存问题,比之三十年以前(1901——引者)更是迫切紧张。”(67)可以说,现代性政府机构的建设与运作,实际上也加大了从乡村束聚资源力度与强度,尤其南京政府“由于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任何财政权力,这样也就放弃了对不公平的土地税制进行彻底改革的任何努力。”(68)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村社会的失序与此息息相关。“这不是一个矛盾吗?一方面农村是极度的疲敝,另一方面都市却反有它突飞猛进的发展。”(69) 因此,当人们面对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乡村危机时,不得不从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寻源探因,也不得不对已经展开的所谓建设的历史取向进行反思。通常,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未来方向的选择,始终取决于对于历史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的着力点和价值取向既是多元的也是多向的。但是,乡村建设思想却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未来的建构,一定范围内聚集并引导了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种种困惑、不满和亟待更弦易辙的期盼,从而汇聚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性思潮。 人们在反思中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取向产生了质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向下,无疑“产业界根本的变动,件件是发展都市的。”(70)因此,乡村危机是对应于城市发展或城市繁荣的具有特定区位性的一种危机,“农村则终年勤苦生产,完全供给都市人们之生活费,至其本身破灭而止……结果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从都市到农村切断了农工商相互间的纽带,”“大都市作了病态的繁荣”,“农村相继破产。”(71)所以,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中国旧社会构造遭到破坏”之后,“就是文化失调;——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72)的问题。“的确,中国农村的衰落是整个的衰落,破产是整个的破产……既是物质的衰落也是精神的衰落,是经济的破产也是文化的破产;经济问题是急待解决,教育问题也是急待解决,其他种种方面,种种部分亦莫不如是。”(73)乡村危机显然也是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的必然结果,它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另一极的负效应。“中国目前都市正方兴未艾的发展,都市文化,也正在方兴未艾的发展。但农村却仍是寂寞荒凉。这便构成现在一般人所谓是中国社会之畸形的发展。”(74)因此,“中国都市正在发展之时,农村不独荒凉寂寞,且进一步大大的崩溃起来了”,由此“城乡两区,一个迈进,一个落后,形成一种畸形的现象。”(75)然而,在传统时代中国社会-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76)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77)甚至连印刷业都是城乡一体化的。(78)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言,中国直到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产生明显分离。”(79)城乡文化一体,人才始终不脱离草根,所谓“绅出为官,官退为绅”,(80)既形象又典型地概括了传统中国城乡社会-文化一体化模式的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