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1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4 《人文杂志》2014年8期第 王先明 参加讨论
五、留待未来: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1938年间,晏阳初也见到毛泽东并有过深长的晤谈。(128)持续两个钟头的谈话结束时,毛“最后庄严地表示,对晏先生及本会同志,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共产党愿做你们的朋友!”(129)当然,这次谈话自然涉及与梁漱溟的那次会晤内容。毛泽东对晏阳初说:“梁来过这里,自认他的工作失败了。我看他失败的原因,就是站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而希望得到一点政府力量,去为人民做事。”(130)晏描述说:“谈到这里,毛先生的兴致,陡然增高”,“继续滔滔不绝发表他对于政治问题的卓见。”毛特别强调说:“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131)这番谈论表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异见未必全在所谓“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理论上,恐怕更在意梁与当政者的关系上。 在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晏阳初也是一个标领时代的领袖人物。与梁漱溟不同,他更多地从现代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但却反对抄袭和简单移植西学,力主在中国乡村实践中创造出自己发展的道路。“不是抄袭外人的法子或者抄袭中国的老法子可以收效的,必得一点一滴由实地里创造出来,用汗血去体验认识出来,然后才算是我们的东西,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东西,是要从干中找出来。”(132)而且,他始终以农民为改造或建设中国的社会动力,坚信“我们越和农民在一起,就越认识到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133)就此而言,他的立足点与选择农村革命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几乎完全一致。 往事成追忆,前事后世师。历史事实的枝蔓随着漫长的时光枯萎后,我们会在沉静的思索中捕捉到具有久远意义的思想主干。1938年间发生在中共领袖毛泽东与乡村建设思想家梁漱溟、晏阳初之间的两次谈话主题,都是围绕着“革命与建设”命题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主张或论辩其实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涌动的基本朝向。“在野名流方面,有三个学者的意见引起若干人的兴趣,一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一是马寅初的提倡农村工业,一是胡适之的裁官、省事(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事业)、裁兵以减轻捐税。”虽然,基于中共农村革命立场,认为“这些办法,大抵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搔着农村问题的痒处。”从根本上治疗中国,只有“反帝反封建”之革命斗争的选择!(134)但是,我们清晰地发现,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认同或历史共识却在时而激越时而平缓的论辩中最终浮现:乡村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基础。掌握中国历史进程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不依赖或汲取于乡村。无论是导向农民运动的国民革命进程,还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农村革命的选择,以及30年代之际“建设思潮”中的“乡村建设”取向,在历史运行的曲折和反复轨迹中,顽强地展示着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客观规则——如果不能轻易地认同为规律的话。 尤其是他们的思想论辩触及到一个无法回避且注定要面对的时代命题: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对此命题有过思考。他提出,乡村建设与中国革命并不矛盾,而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近十年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政治改造、经济建设、教育改造、社会改造,“概括言之,其手段近于社会改良,而其使命则在完成中国革命。”(135)乡村建设运动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盖乡建运动起于中国革命运动之后,其任务正为完成中国革命。”(136)显然,对于尚在全身心致力于夺取政权的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而言,建设或乡村建设的问题还未能真正提上自己的日程,但它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诉求。梁漱溟也曾断言:“依通例应以社会改造运动的团体(革命党)掌握政权,施行建设,完成社会改造(革命),中国亦不能外此。”(137)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这是一个留待未来的却不容回避的时代命题。 [附记: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并且向全党提出,“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138)他特别强调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他认为自己从革命向建设的真正转向,是在1958年。他说:“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1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