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10)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46 文汇报 单颖文 参加讨论
“读书课上，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互相指正不留情面。特别是刘老师发问，简直是‘严刑拷打’。我们开玩笑说，应该让刘老师点校一卷，看我们怎么‘炮轰’他。”陈晓伟说，所有人的观点只要能够言之有理，无论与谁持不同意见都可以讲出来。哪怕是入门最晚的两个师弟，在讨论时也会与刘浦江据理力争。“这么做一是培养我们扎实的学术训练，二是培养我们的批判精神，而且刘老师自己也敢于对前人成说提出质疑或追问。”比如，自清代以来的前辈学者早已考证，《辽史》卷八九《杨皙传》和卷九七《杨绩传》系一人两传，但刘浦江在读书课上仍追问杨皙、杨绩两名迥不相同，究竟孰是孰非?陈晓伟受命进行考证，最终在2011年新公布的辽大安五年《梁颖墓志铭》中，发现了“故守太保中书令杨公皙”一句，为此人本名作“杨皙”提供了一条关键证据。后来，他还撰写了论文，分析了导致一人二名的可能原因，大大推进了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我们对待这次点校是以古籍整理的最高规格进行的，每个人都是百分百的认真，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崇高的事。点校时，如果因为自己忽略了某条史料，导致错误，那真是要脸红的。”陈晓伟说，“潜移默化中，也培养起了我们的学术担当。” 邱靖嘉说，为了经得起这番“严刑拷打”，主讲者必须做足功课。此次修订分为版本校、本校、他校等多种形式。首先是版本校，就是在由中华书局统一提供的大字本《辽史》上，将不同版本呈现的文字差异，分别用代表各个版本的红色、蓝色、橙色、咖啡色、深绿色的彩色铅笔标示出来。这次修订刘浦江选择百衲本《辽史》作为底本，并选定《永乐大典》残本及此前较少关注的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为通校本，另以明南监本、北监本及清乾隆殿本为参校本。版本校之后，各卷点校者就要对本卷内容进行本校和他校工作。所谓本校，就是《辽史》内纪、志、表、传各部分之间的内容互证，辨明本书记载的异同。他校则要广阅群籍，将其他宋辽金元文献及汉文、契丹文石刻材料中的相关记载都拿来与本书参校。 苗润博记得，刘浦江常说，辽金史研究的材料本来就少，小的断代史要尽可能地“穷尽史料”：一要“瞻前顾后”，二要“左顾右盼”。所谓“瞻前”就是从魏书、两唐书、两五代史等前代史书中发现资料，“顾后”就是在金、元文献乃至明清方志中找到突破口;“左顾右盼”则是要充分重视宋、高丽等与辽同时代的政权的相关记载。换言之，就是研究辽史不能只看《辽史》，而是要尽量突破断代史的藩篱。经过统计，此次修订过程中，修订组统共用过339本参考书。 在这次的参考书目中，有一本元人王士点所著的《禁扁》，这是一本相当冷僻的书。苗润博介绍，“禁扁”的本义是建筑的飞檐，《禁扁》一书的主要内容是记录历代宫殿名称，其中的辽代部分就抄录了历朝皇帝的斡鲁朵名(汉译为“宫”)。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指称辽代皇帝时用的是一套以一字简谥指代皇帝的称谓系统，这在现存的历史记载中极为罕见。《禁扁》成书在元末修《辽史》以前，卷首《引用书目》却已有《辽史》一书，苗润博认为，此当为金人陈大任所著《辽史》，此书在元代仅藏于翰林院(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而《禁扁》恰恰是王士点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所作的。据《禁扁》记载，结合《辽史》、辽代石刻及其他王朝的谥号制度，苗润博对辽代谥号进行了全新的考察，并揭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辽代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可能直接采用汉朝谥法，与唐宋谥号形同而实异。“有些文献看起来与辽史毫不相关，但一定不能轻易放过，或许里面就有解开辽史之谜的旁通之道。这也是刘老师希望我们做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里程碑
- 下一篇：汉译名著:远方飘来的“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