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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8)


    “不过,‘二十四史’各修订组的主持人,大部分都没打算让研究生承担太多工作。”刘浦江的同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说,一来担心学生学力不够,会出现断句标点失当、校勘遗漏或失误等问题,可能需要主持者“返工”,拖延时间;二来顾虑有的老师只是挂名,由学生“包干”各块“工程”,那么修订质量就很难保证了。但刘浦江从始至终就决定多依赖学生。“浦江不是‘包工头式’地把《辽史》按卷分派给学生,而是‘手把手’地逐字逐句地带学生研读,且不断查验。虽然这样他自己很累,但学生对辽史的认识,绝不是一般课堂上学到的那些。”
    “虽然修订《辽史》的全是学生,但因为刘老师很注意方法,而且从最开始就为这次修订工作打好了基础,所以修订工作一直都能按计划推进。”本次修订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苗润博说。在刘浦江办公桌旁的书架里,有三本厚厚的册子,苗润博介绍,这是2007年刘浦江组织学生进行版本调查、资料收集等前期准备工作时,让硕士研究生高宇编订的。
    这三本资料,一本是《〈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苗润博说,《永乐大典》所引《辽史》明显优于传世诸本,具有重要的文本校勘价值。《汇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栾贵明编著的《永乐大典索引》提供的线索,将现存《大典》影印本全部翻阅一遍后,摘出所有《辽史》引文,单独复印汇集成册。这样,《辽史》各卷哪些在《大典》中有相关引文就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汇编》还编制了卷目索引,易于查找,为后期版本校勘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二本资料是《辽史勘误》。徐俊说,如何统一把握参与修订者在资料获取上的均衡一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但怎么做却没有明确方案。他记得,早在2007年10月讨论修订方案时,他就看到了高宇整理的《辽史勘误》,250多页的内容收录了62篇1942年到2007年间散见于报刊、文集的论文、札记。更关键的是,各篇文章中涉及的诸校勘点,都按照《辽史》卷次的顺序一一标示出来,注明页码,统编为《辽史各卷勘误索引》。这样,每个参与修订的人,都可以由此几无遗漏地掌握前人对某一校勘点的意见,而且各卷点校者可以按图索骥,快速找到应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避免遗漏和重复劳动,节省了很多时间。而且,这一《勘误索引》还可随时增补,不断完善。“我由衷叹服浦江的方法和工作成效。后来,我们向各史修订组推广了这个做法。”
    第三本资料是《辽代石刻新编》。苗润博说,辽史研究传世文献匮乏,各种金石文献著录以及不断发现出土的辽代石刻,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刘浦江让高宇彻查明清金石文献、地方志以及近年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此前陈述编著的《全辽文》、向南编著的《辽代石刻文编》等书中没有收录的辽代汉文石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高宇还根据拓片或录文将新出辽墓的文字输入电脑,形成了电子版。而且,每篇都有前人的研究解读、相关的参考文献,便于修订组检索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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