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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9)


    “这三项前期准备工作,不仅为《辽史》修订的全面展开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献学训练。”本次修订组成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曹流说,刘浦江给每个学生安排工作时,很注意结合每个人的特点,“高宇师弟非常细心,也很沉得下心,交给他做资料整理确实最为合适。”他记得,刘浦江为改善学生生活,点校每卷《辽史》都给予学生相应补助,而高宇除点校《辽史》正文外,还负责整理资料集。刘浦江在听取他们几个学生的建议后,很快为高宇增加了补助。“点校《辽史》确实很苦,但现在想来,仍然很庆幸自己参与了这个工作。由点校《辽史》凝聚起的师门友谊,建立起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类似学术共同体的存在。”
    “严刑拷打”下的读书课
    “让学生承担具体的点校修订工作显然有一定的风险,但刘浦江率领学生团队做点校,应该说达到了一流水平。”刘浦江的同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说,一来刘浦江自身学术标准明确,专业水平过硬,规划严密周全;二来这些学生经过严格训练,基础普遍比较好,对于国内外学术史了然于胸,学术水平有保障;三来中华书局的审稿专家水平精到,把关严格。“这次修订可以说是‘复合结构’式,把对文献的阅读、研究和校订结合在了一起;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带出了一个学术团队。”
    从始至终参与本次修订的修订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邱靖嘉说,刘浦江一直在摸索让学生出高质量点校成果的途径,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辽史》读书课的机制———自2007年5月以来至《辽史》点校结束期间,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雷打不动地成为《辽史》点校读书课时间。他记得,2007年5月19日,刘浦江及其门下6名学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读书课。大家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刘浦江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后来,参与读书课的不仅有刘浦江的学生,还有一些可能被吸收到修订组的人员,比如苗润博还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读大三时就是读书课的成员之一。随着人数的增加,办公室坐不下了,读书课就换到中古史中心的计算机室开展。读书课最多的时候有10来个人参与,包括个别其他学校和专业来旁听的研究生。
    在读书课之前,刘浦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学力水平和研究兴趣进行分工。此次修订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赵宇记得,2012年,他刚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考入刘浦江门下时,刘浦江只是让他做版本校,就是找几个不同版本的《辽史》在文字上有什么差异。“连着几个星期,整天就在做这个工作,我有些困惑,一时尚不能理解老师安排这种训练的用意。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刘老师的苦心,我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他是在帮我打文献学的底子。”赵宇说,过了一阵子,刘浦江就给了他几个需要考证的问题,让他独立完成。再后来,才把《辽史》中的具体篇目交给他点校。
    “让谁点校哪一卷、什么部分,刘老师都是出于深谋远虑的规划。一般都会和学生的研究兴趣、毕业论文方向等紧密结合。”本次修订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晓伟说,在读书课上,按照《辽史》卷数的前后顺序,分到具体点校某卷的学生就是当天的主讲。在讲课前,主讲人要把点校中遇到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发邮件给刘浦江和所有与会同学,让大家提前准备。研读时,主讲人坐在教室第一排最中间的位子,刘浦江一般坐在与主讲隔了条走廊的左首位,别的学生就围在主讲周围坐。读书课开始,主讲对着投影,将本卷内容,包括标点符号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为了防止主讲的电子版有误,刘浦江还专门安排另一个同学拿着原点校本《辽史》进行监督。如果主讲读的和原校本不一样,监督者就会立即指出主讲的讹误。主讲每念一段,刘浦江还要重新审读一遍。而后,主讲将句中的标点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拟校记的内容与大家进行商榷。有的问题可能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之久,如果读书课上无法解决,就把此段标黄,由点校者课后再去补充材料,在下一次读书课上继续讨论,直到所有的标黄处都消除。他记得,最久的一次,一卷《辽史》竟读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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