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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6)


    当陈述在点校《辽史》时,崔文印恰在协助张政烺点校《金史》。不过,对于陈述的点校经过,他也知之甚少。也许是特殊年代自我保护的习惯,他记得,当年只要有人进办公室,陈述都会中断工作,迅速把桌上的笔记、校样全都收起来,“跟我们都嘻嘻哈哈的,但就是免谈业务”。
    从点校本《辽史》的《出版说明》可以了解到,陈述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当时的点校工作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遍。陈述很早就发愿写《辽史补注》,而点校《辽史》,促进了他这一工作的最终完成,《辽史补注》一书将由中华书局于明年出版。
    刘浦江认为,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辽史》点校本的局限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人们公认《辽史》点校本的质量颇高,但它毕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仍有不少局限性。
    比如,点校本《辽史》以所谓“工作本”的方式校勘。崔文印记得,当时复印是件“奢侈”的事,点校都是用原书,冯家昇从一开始就用了1931年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辽史》原书进行点校,这本原书就被称为“工作本”。到了1967年5月“大兵团作战”时,编辑们依然用了这本“工作本”。“本来冯先生已经点校了,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后继者就在‘工作本’上改来改去,结果越添越乱。”而且,点校《辽史》是政治工程,对点校者来说,既是无偿劳动,又是集体作业不署姓名,无法追溯责任,有的部分点校质量确实一般。
    再如,点校本《辽史》没有严格按底本校勘,且大多不出校勘记,有令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嫌。在1971年7月20日发布的《关于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中,第二条为:“用几种主要的本子互校,择善而从。互校各本间的异文,除文义出入较大,非加说明不可的以外,都不作校记。”本次修订点校本《辽史》的多位修订组成员表示,这给他们的校勘工作平添了许多麻烦。在具体点校中,他们发现原点校本的“工作本”概念并不严格,有的以百衲本为底本,又有不少地方似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崔文印认为,当时点校《辽史》就是“自认为哪个版本的内容好就用哪个”,这种“不主一本,择善从之”的整理方式,对于文字校改的主观性比较强。而且,多种版本的《辽史》对校却没有校勘记,失去了文字源流。再加上当时的点校者没有严格遵守规定的体例,有的校勘记写了参考哪本书,却没有写具体卷次,“有的书有好几千卷呢,当时不写后面查都查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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