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56 文汇报 单颖文 参加讨论
当年冯家昇是如何校勘的，鉴于点校本《辽史》责任编辑陈金生已过世，如今无从获知。在1933年9月15日写成的《辽史初校》一文中，冯家昇记述了当年的校法：“(一)各本【百衲本、南监本、北监本、同文本(编者注：即武英殿本)】互校;(二)本证，纪、志、表、传互校;(三)以史之用书而今存者校之;(四)辽、金、宋、五代、高丽史互证;(五)汇考，仿王先谦《水经注》校注例，将前人论《辽史》者虽只言片语亦抄入，后加按语。” 根据中华书局1963年12月20日“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座谈会纪要”，冯家昇的自述为“《辽史》计划64年12月底交稿，但可能会拖期。《辽史》无善本，但有研究成果可以利用”。1966年“文革”开始，参与点校的学者们大多属于“牛鬼蛇神”之列，纷纷回到原单位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被迫中止。那么，在点校工作中止前，冯家昇的《辽史》点校进度如何呢?据1966年4月1日冯家昇致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组组长赵守俨函：“从四月到七月底，我打算把《辽史》从九十卷以后校完;从八月到十月，一面作补充，一面作一些校记修改。”也就是说，可能当时他还剩下26卷没有点校。 崔文印记得，1967年5月点校工作出现了转机。当时，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的戚本禹指示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使用“旧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一年内完成。“让你来就是对你政治上的肯定，不让你来就是牛鬼蛇神。”崔文印说，“但是冯家昇先生没能来。”那时候，包括《辽史》在内的点校工作，多是在“谁来谁点”的“大兵团作战”中展开的。3个月后，戚本禹垮台，修订工作再度中断。 徐俊说，1967年这次点校的指导思想比较“左”，对之前成果的颠覆性很大。这段时间政治化倾向严重，甚至连标点都要讲阶级斗争。在一份署名“第六修订组”撰稿、于1967年8月初写成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标点二十四史与目前标点有什么区别?》的文件中，整整7页纸写满了条条框框的限定。“什么情况下要用感叹号、问号，什么情况下要空行分段……有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徐俊说，“所幸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后给周恩来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除前四史外，其他各史都未印出，建议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但当时，冯家昇已于1970年去世，傅乐焕早在1966年“文革”之初即自杀身亡，最适合点校《辽史》的学者非陈述莫属了。 陈述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翥记得，1970年，包括陈述和他在内的民族所全体人员，都去了河南省息县“学部五七干校”。到了1971年下半年，陈述突然被调回北京。他揣测，可能是翁独健与“二十四史”点校总其成的顾颉刚商议，请陈述回京继续冯家昇从事的《辽史》点校工作。1972年，刘凤翥也回到了北京。197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从距离中华书局点校组不远的设在考古所院内的科学院社科图书馆出来，正碰上陈述。陈述问他：“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所内仍在搞运动，我偶尔借故来图书馆看点契丹文字的资料。”陈述说：“我可以跟中华书局说一说，你干脆来中华书局跟我一起点校《辽史》吧。”他说：“我被办了‘516’学习班(即516嫌疑人)，按规定不能出所搞业务。”刘凤翥说，所以当年陈述如何校点《辽史》，他并不知情。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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