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1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32 文汇报 单颖文 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关树东认为，除了出土文字材料之外，修订组还善于利用其他文物。“令牌、壁画等都为辽史的研究提供了多重证据，成为修订组校勘的旁证。”比如，在记载辽代宫卫、部族组织及其游牧生活的《辽史·营卫志》中，有关于辽代皇帝四时捺钵(契丹语“行在之所”、“行营”的音译)活动的描写，如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用海东青(一种鹰类)捕天鹅，并接见各部落长。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一座辽中期的贵族墓葬中，有一幅绘于八角形木椁东壁上的画，正绘制了这样的场景。 在多位学者看来，新成果中最不容忽视的，是利用了契丹文字判定疑难字形。刘浦江曾说：“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研究契丹文已50余年的刘凤翥说，用契丹文字研究辽史，刘浦江开风气之先，这也是他在辽金史领域的贡献之一。契丹文字是已经失传几百年的“死文字”，历明清无人识。从1922年发现第一方契丹字哀册以来至1982年，不过才出土了9方墓志之类的碑刻。但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40方含有契丹字的墓志及其他碑刻材料不断出土，成为辽史研究可以利用的新材料。而且，在陈述整理《辽史》的年代，契丹大字几乎一个不识，契丹小字也只认识70多个字，通过包括刘凤翥在内的学者们的努力，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2004年，刘凤翥应刘浦江之邀，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开设了一学期的《契丹文字研究》课程，康鹏等修订组成员均受益于此。以此为契机，后刘浦江陆续让学生搜集整理契丹文字石刻，终于2014年编纂出版了《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一书，为《辽史》利用契丹文字资料进行他校提供了极大便利。 对今人学术成果的充分利用，也是本次修订的一大特色。关树东说：“辽史研究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他记得，1979年以前，研究辽史的文章加起来只有200篇，而从1990年开始，一年研究辽史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这些都为修订组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此次修订组在校勘时，连去年12月新出版的书都用上了。 第三，是通过对书中某些校勘问题的研究考察，对元修《辽史》的编纂过程及其史源有了新的认识。在前言中，刘浦江写道：“前人多以为元修《辽史》的史源主要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今天看来，这一认识似乎尚可进一步深化。有迹象表明，元人所修《辽史》很可能是以陈大任《辽史》为蓝本，而参之以耶律俨《皇朝实录》。” “文献是有生命的，《辽史》经历了次第生成、修改的过程，只有层层剥离后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现场。”苗润博认为，历史的书写充满了编纂者有意无意植入的政治意图，所以对似是理所当然的话题也要不断反省，“现在亟待突破的，是元人的辽史观”。比如，《辽史》中有八个表，人们往往将其作为一手材料来用，但通过苗润博的考证，发现其中的《皇子表》《公主表》是将陈大任的《辽史·皇族传》拆分开来，另外6张表也是元人杂抄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诸纪传拼凑而成的。再如，《皇子表》列有“功、罪”等栏，其中兴宗次子和鲁斡“罪”这一栏有所记录，内容是他劝说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应多进行巡幸狩猎。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辽末汉化渐深，和鲁斡担心天祚帝失去契丹人的血性，故而劝谏。从当时的立场看，这应属大功一件，但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元朝史官视其为劝皇帝游玩的罪状。苗润博说，类似这样存在偏差乃至彻底错误的判断与想象，其实还有很多，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的批判与研究。 修订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林鹄认为，尽管元修《辽史》存在种种讹谬，但毕竟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今已不存，元修《辽史》还是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他参与修订的4卷《百官志》是元修《辽史》中差错极多的一部分，充满了臆造、重出、虚实不分、误族属为任职机构、纪年错误等，但《百官志》仍保存了一部分不见于他处的可信史料，对同一记事可补他处之缺，而且还可据以推测元人删减旧本的大体比例，以及据以推测耶律俨《皇朝实录》与陈大任《辽史》的差别。 苗润博认为，元修《辽史》的史料价值参差不齐，既有出自独立史源的第一手史料，又有拼凑成文的第二手史料，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审慎辨析。 文汇报记者 单颖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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