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1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03 文汇报 单颖文 参加讨论
康鹏认为，本次修订的校勘理念与以前不同：“本次修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量恢复元代史臣所修《辽史》的原貌。”比如，这次修订充分重视《永乐大典》整卷抄录的《辽史》，这主要是因为《永乐大典》所引《辽史》最接近至正初刻本原貌，而且一般来说，整卷抄录者会较为忠实地照抄原书，讹误较少。这是原点校本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再如，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严格以百衲本《辽史》为底本，重新覆核全书，对于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对于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修订组会尽量校改。但如果是原作者的错误，修订组一般保持原貌，不做修改。这样处理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今人误解、改动而衍生讹误。还有，在处理原点校本的标点时，修订组的原则是尽量予以继承，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改。对于原本的校勘记，如果有新资料、新研究成果的出现或者与现校勘体例不统一，修订组则对原点校本的部分校记进行增、删、改。 王勖感到，《辽史》的修订体现出刘浦江团队的文献校勘功底之强。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每卷的校勘记和校勘长编区分很严格。“很多校勘长编很珍贵，但不一定适合写成校勘记。”她说，校勘记是附在《辽史》每一卷的末尾，而校勘长编不随《辽史》出版。目前，《辽史》中涉及辽金史上的重大问题，或关涉《辽史》原文记载正误的内容，修订组才写成校勘记;如果《辽史》所记虽有疑问，但因史料缺乏无法彻底解决，则不出校。“修订组能够在出校和不出校问题上严格把控，愿意割舍一部分自己的学术成果，体现了他们的学术风范。”她同时表示，此次修订的校勘长编质量颇高，经王曾瑜等外审专家建议，待《辽史》修订本正式推出后，修订组将对长编再行整理，单独出版，以便学界利用。 当然，对于外审专家对校勘记提出的不同意见，中华书局在最后定稿环节也很审慎。“如果专家有充分的理由，并且非常坚持的话，我们会与修订组商议修改校勘记。”王勖说，比如在卷三末的第二条校勘记，写明了史书对册封耶律阿保机第三子耶律李胡为“皇太子”或“皇太弟”的不同记载。原本在此之后，有一句可参考某篇认定“皇太子”与“皇太弟”中只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论文信息，但由于刘凤翥用其他资料反驳了这个学术论点，最后这句话在校勘记中被删除了。 第二，修订组注重利用传世文献及出土石刻资料进行他校，并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从《辽史》修订前言来看，此次修订的凡例之一是“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同时注意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 参与审定《辽史》修订本的张帆认为，虽然辽史资料匮乏，但通过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深入研究，仍然可以取得新的成果。就传世文献来说，以前苦于查阅不易，现在有了电子检索，大大提升了获取资料的便捷度。而有关辽代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特别是历年出土的辽代墓志，更全面、细致、准确地反映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这对于《辽史》校勘中一些疑难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比如，修订组由此厘清了一些《辽史》人物的世系。《辽史》所载太祖阿保机伯祖父帖剌的世系淆乱不清，清人钱大昕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对比《辽史》诸处记载后，认为《辽史》中的帖剌、蒲古只、匣马葛“盖一人三名也”。原点校本采纳了钱大昕的这一说法。然而根据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故耶律氏铭石》及汉文《耶律羽之墓志》，有学者发现，帖剌实为蒲古只、匣马葛二人之父，蒲古只为匣马葛的长兄，修订组即吸收了这一新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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