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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10)


    为了给这样一套内容丰富的民族政策体系提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理论支撑,内容丰富的民族理论也随之构建起来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纵观现行的民族理论,虽然有关各个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实现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路径基本上就是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现行的民族理论大都是围绕着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展开论述的,基本上就是少数民族权益理论。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论述却付之阙如,至少是缺乏对中华民族的完整论述。当代中国的民族理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和中华民族的总体框架下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理论理应成为民族理论的基本预设和基本前提。但是,现有的民族理论却很少提及中华民族,既没有对中华民族进行政治定位,也没有巩固中华民族、加强中华民族建设、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的完整论述。于是,便出现了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理论中缺少中华民族理论。
    而这样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长期推行和实施,又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即凡是增强或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权益的言行,都受到支持、鼓励甚至纵容;凡属不利于增强少数民族权益的言行,即使是学术探讨,都会受到压制、批评甚至打击。而这样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并不断强化,又会催生或助长其他问题的出现。如要求将那些未被确定为民族的族类群体升格为民族的呼声此起彼伏,民族区域自治中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和义务,甚至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说成是某个民族的地方,“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 日趋加强,首先把自己看作本民族的政治代表”,并且“情绪化地捍卫‘民族利益’ ”,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二重性的民族构建所造成的民族结构和族际关系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都处于变化和演变的过程之中。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各个历史文化群体在构建为民族、获得了民族的地位以及一系列的政策照顾以后,他们便彻底改变了此前作为历史文化群体发展的逻辑,不仅要按民族的发展逻辑去发展自己,而且要依一系列有关民族权益的理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民族真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话,他们就要朝着民族的方向去”想象”自己,于是便导致了一个或一系列现实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民族过程。随着这样的过程的展开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族体规模快速增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快速发展并日渐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各个少数民族在民族意识推动下的争取民族的集体性权利的要求逐渐走强,族际关系的刚性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关系的协调的难度日渐增强等一系列新的现象和问题便逐渐出现和凸显。
    在二重性民族构建形成的民族结构和族际关系结构中,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被固化了。为了协调两种不同民族之间关系而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以及对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的论证,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但是,两类民族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控制,相反,两类民族之间的张力也被带进了国家的制度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都是朝着各个民族的方向去发挥促进作用的,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确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但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也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并且日益体现出一种趋势性的态势,那就是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种民族越来越实体化,越来越朝着分殊化的方向发展,作为国族存在并构成中华现代国家之基石的中华民族却被架空并逐渐走向虚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把‘民族’ 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 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 ”。
    除此之外,当代中国民族和族际关系的特殊结构,也将对于民族国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认同置于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环境中。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早先出现于欧美国家的原生型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往往通过国族认同的方式来实现和保障,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是一致的。但在当代中国的民族结构和族际关系中,所有人都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身份证和所有与个人有关的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治文件,都要求公民标明其民族身份),民族身份成为公民基本的政治身份。在此情况下,人们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必须经过民族这个环节,从而形成一个公民(或个人)→民族→国家(或国族)的链式结构;如果某个民族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问题,便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国家认同出现问题,影响到国家认同的巩固和提升,进而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造成影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