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3:11:06 《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周平 参加讨论
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有时也称为“中华各族”、“国内诸族”）这样两个由西方的民族概念演化而来又各不相同的概念便随之出现。梁启超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后不久，便将其与当时影响日臻的“中华”概念结合，创造了“中华民族”概念。梁启超先是用该概念指称汉族，随后又通过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划分，做出了中华民族是“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而“组成的一大民族”的论断，从而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内涵。的确，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内涵的定义，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 思想认识选择的结果”。但如此一来，在中国民族概念的使用问题上具有“始作俑者”之地位的梁启超，在创造了整体性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同时，也明确了“国内诸民族”的概念。随着“国内诸民族”中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群体受关注程度的提高，“少数民族”的概念也被创造出来，从而使“国内诸民族”的内涵得以进一步细化。这样的现实情况，也凸显了国内既定的族际关系状况对民族概念的强大影响力。 但是，“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国“各民族”（核心是“少数民族”）概念的现实影响，是当时社会政治力量与之结合并逐渐意识形态化后才形成的。首先，“中华民族”概念在辛亥革命后被置于中华民国的框架内，得到了国民党的强力支持。辛亥革命创造的中华民国尽管在当时尚不稳定，但它必须将既在的民族群体都纳入到自己统治范围的现实需要，促使国民党人将其与 “五族共和”思想的结合，不仅使其内涵得到丰富，而且被赋予了国族的内涵。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决议》，提出了国民党应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的要求。1924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这一要求，也以“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来解释民族主义。不过，从总体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更多地是强调能够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提供支撑的作为整体的民族，即国族。孙中山在阐述“民族主义”的内涵时就明确提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的“民族就是国族”。 其次，中国“各民族”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1922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虽然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但这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仅指“中国本部”的汉族。《宣言》认为，蒙古、西藏、新疆的“异种民族”在当时的情况下若“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就会阻碍其“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应“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样的观点，与俄国共产党有关民族的认识和做法几乎完全一致。“列宁、斯大林为了发动沙皇统治下的各少数族群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宣布他们都是‘民族’ 并应当享有‘民族自决权’，可以自由地脱离俄国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接受了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基本上照搬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和经验”。当然，为了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来壮大人民革命的力量，强调历史上存在的各个族类群体的民族地位并维护他们的权利，以便赢得它们的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较多地使用了“各民族”和“少数民族”概念的重要原因。 在1924年1月起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民族构建问题上的态度尽管有差异，但并未形成明显的对立。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共两党在民族构建问题上的分野日渐明显，“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概念在两党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有了很大的差别。 “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核心是“少数民族”）概念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支持，便成为了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其影响力也就远远超过学术概念和一般思想观念的意义，从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对中国的民族构建形成现实的牵引。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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