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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5年写的《灯下漫笔》中把中国的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提出“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932年在《二心集·序言》中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1934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鲁迅的反主奴情结和对“无阶级社会”的真诚向往，于字里行间披露无余。 而“左联”正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就是鲁迅一直向往的“无阶级社会”，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思想与“左联”从根本上达成了契合。因而，鲁迅加入“左联”并因其文学实绩和地位、声望成为盟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三、 在“左联”反遇到了新奴隶主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鲁迅对“无阶级社会”的向往，是极其真诚的。其真诚程度远远超过了许多名义上的共产党员。然而，在这以铲除主奴关系、建立“无阶级社会”为目标、应该最为平等、最没有奴役和压迫、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组织里，竟然遇到了比奴隶主还奴隶主的“文坛皇帝”，“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使“个人被当作用具”，就令他寒心不已了。 愈是对“无阶级社会”向往真诚，对主奴关系憎恶深切，就愈是对这种新奴隶主反感之极，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中的话说，就是“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渴望铲除不平等的主奴关系，但却腹背受击，只能“横站”----鲁迅的灵魂真是痛苦之极，不愧是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苦魂。 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所以鲁迅对当时“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周扬等产生了极大的憎恶。晚年与这类新奴隶主决一死斗，《答徐懋庸》信恰恰是这一死斗的结果。 要理解《答徐懋庸》信的深意，我觉得，必须从这种深层心理进行解读。 四、对新奴隶主的刻画入木三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