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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新中国，又给中央上《三十万言书》进“忠言”。据说在四川监狱里时，还不断面朝北京向最高领袖表忠心，对自己竟然遭到如此不讲起码法律和道德的迫害，百思不得其解。胡风逝世后，与他最亲密的“胡风分子”们聚会时对此作过深刻的反省。他们所遇到的，真如鲁迅所言，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仅凭应该自由来往的通信，就定人以“反革命集团”等“重得可怕”的罪名，以至于投入监狱，判个无期徒刑，甚至把人活活整死，果真是无法无天，一星半点儿的法律、道德都不讲了!遭到这么突然的袭击后，“胡风分子”们的心情之凄凉，之寒彻入骨，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教训，引起哪些反思呢?例如“无阶级社会”固然好，但是能够实现吗?究竟通过怎样的道路才能使社会更为合理?怎样防止新奴隶主的产生?产生后，应该运用怎样的制度和方法加以限制，及时清除?怎样才能真正实行民主?什么方法更为科学?人类怎样才能挣脱主奴关系，实现“人”的自觉，成为既不做奴隶也不当奴隶主的“真的人”，争取鲁迅所说的“第三样时代”的到来?……等等。等等。都耐人寻味…… 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这是公开的痛斥，即在私下，也还是愤不可忍。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欧阳山信：“……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鲁迅明里暗里都这样表示，虽然还认为徐懋庸是同一营垒，而憎恶却在敌人之上，可谓切齿之恨了。 直接原因，自然是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出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在信中，他责怪鲁迅说：“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认为鲁迅和胡风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完全是一种 搅局，是“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在徐懋庸的回忆录中，他曾回顾这段历史：“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论争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站在周扬的一边，在当年，其实也就是说站在党的一边。 如今很多研究文章都为徐懋庸辩解，认为他只是周扬麾下的刀斧手，拍马舞刀奔向老病垂暮的鲁迅，无非是为了“两个口号”之争。这么凶狠地“窝里斗”，究其实，只是一个善意的误会，都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和抗日统一战线。何况过后，徐 懋庸表达了悔意和歉意。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以为不符合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