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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徐懋庸失去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以为他是周扬的人。而徐懋庸也有苦衷，认为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周扬是的。他总得相信周扬的话，要站在周扬这一边。他在回忆录中说：“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论争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何况自己还是左联的书记呢。他认为有必要给鲁迅写封信，澄清一些问题。1936年8月1日，他写出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在信中，他责怪鲁迅对于“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信中还责怪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是“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 鲁迅把徐懋庸的来信看成是一种故意挑衅。当时他已病得很重，且与之正式绝交，在这种情况下，徐再写信来，鲁迅怀疑是趁他重病攻击他：“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认为他“代表着某一群”，即周扬一伙。这是鲁迅最为痛恨的，也是鲁迅与之绝交且大为光火的根本原因。鲁迅“因为没有气力，花了四天工夫”，抱病答复，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文中鲁迅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无条件加入，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使得矛盾公开化了。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两个月后，鲁迅与世长辞。徐懋庸听到这消息如晴天霹雳，“这在我心头撒下了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痛苦”。悲痛“是异于一般人的，是无法表达的”。回家以后，提起笔来，写下十六个字的挽联：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鲁争论的阴影并没有随着鲁迅的去世而结束。徐懋庸在鲁迅逝世时就料到“他的永留在中国大众身上的影响，就是此后‘知我，罪我’的代言者!”他还说：“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固然有始，却还没有完结。”越是鲁迅地位的神圣化，徐懋庸的处境就越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