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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见过徐懋庸，也很少听人讲他的故事。如果不是鲁迅被他的信惹怒，愤而回了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使他在鲁迅与周扬的冲突中成了一个焦点人物，这个人也许真的被人们淡忘了。 徐懋庸写文章好像经常惹麻烦。当年人在浙江，还没有走进上海文坛，他就写过一篇《巴金在台州》发表。写得活灵活现，似乎交往密切，对巴金的"安那其主义"也加以渲染。巴金十分不快，遂著文予以澄清。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去拜访巴金，问起此事，他说："当时他发表之后，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了几句。我在台州学校里碰到他，是随便讲了几句。我们也没大关系。" 个人间的小麻烦不大紧，小小的笔墨官司而已。在历史大麻烦中成了焦点人物，那就不妙，甚至可怜和悲哀了。 徐懋庸后来到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找他谈话，批评他不该攻击鲁迅，但也肯定了周扬。原是自家人打内仗。徐懋庸记住了这些话。自己记住也就罢了，可聊以自慰。可他偏偏"不识相"，非要在"文革"交代中如实写来。 前几年意外得到徐懋庸写在"文革"中的"认罪书"。我发现，他很坦率、执拗。想说就说，该说就说，不管对方是谁，也不管局势如何，大有一幅"不识好歹"的样子。十分难得。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一九六七年六月，他写了一篇长文《关于左联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同鲁迅、周扬的关系的始终》。"文革"爆发已经一年了，周扬及"四条汉子"也一一入狱了，他却仍在一五一十地把当年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这就难怪又招惹麻烦。 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还是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外单位的七八位小将来哲学所来审问我，斗争我，说我所写的主席的那段话，是"捏造"的，是"为周扬翻案"，是"反对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我不承认是"捏造"，我记得毛主席当时确是那样讲的。他们一定要我承认捏造，我不能承认。我现在对于这事，只有一句话，如果事实证明我是捏造，那我就是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可以把我扭送公安部审讯处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