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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准备去延安。他要弄清楚“两个口号”的是是非非，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经过路途的辗转、组织的考察，一直到1938年春才到延安。那里坦诚相见的氛围，让他感觉到一种与上海完全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他主动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面谈一次。徐懋庸把上海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包括周扬对他的态度、他来此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毛泽东听后说，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是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造成的。争论是有益的，真理越争越明。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毛泽东也批评了徐懋庸对鲁迅的不尊重，批评他不该写那封信，当然鲁迅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他最后说，错了不要紧，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徐懋庸聚精会神地听着，惟恐漏掉一个字。听完“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事情总算有了结论。毛泽东分配徐懋庸在延安抗大教哲学，还嘱咐滕代远将徐懋庸的爱人和孩子接到延安，使他们夫妻团聚。这年夏天徐懋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年后的1943年，彭德怀要徐懋庸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地区热河省文联主任。在担任这两个文联主任时，他发动群众，风风火火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上做了一些事。解放后他任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1957年，他又拿起笔，直抒胸意，《不要怕民主》等一批杂文发表了。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100多篇、30多万字的杂文，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肉体和精神都遭到严重的折磨和摧残。才60多岁的他，已是一位瘦骨伶仃的老人了。 1977年2月7日，在离旧历春节还有10天之时，他带着深深的憾恨走完了多难坎坷的一生。 1978年12月，党对徐懋庸的右派问题作了改正，恢复他的政治名誉;1979年4月1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会。周扬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