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内的观点，代表了30年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这种自黑格尔以来的传统认识，也影响到了西方史家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从马士（H.B.Morse）到费正清，都把中国社会视为停滞、落后的“传统社会”，有待于西方的“冲击”与改变。西方关于中国社会的这种认识及西方史家的著作又影响到中国史家的历史叙述。就陈恭禄而言，他的《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描述，一方面是受了当时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了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其中马士和陶内对他的影响较大。他在书中接受了马士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估计和构架，而材料主要来自陶内。在该书的“结论”一章中，陈恭禄引用了陶内调查报告中有关工业、土地、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统计材料，来证明中国社会的“停滞”状况。
    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同样如此。西方对此问题的提出也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共和制度的试验在中国一再遭到挫折之后，“中国问题”成了世人共同关心的话题。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实地考察中国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书，书名就叫《中国问题》。他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1）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2）在中国人支持下发展工业；（3）普及教育。（注：〔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此后，“中国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1929-1930年间，胡适、潘光旦等人就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国问题，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人口、家庭等等。（注：潘光旦：《引言》，胡适等著《中国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版。）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因东三省问题的发生而更加关注其背后的中国问题。1931年11月在上海举行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中国问题”。陶内的调查报告《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一般认识。陶内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多，如人口过多，“现有的资源不足以资养这种人口”；家族观念太重，“它使个人的生计变为家族全体的问题，使个人的收入变为家族全体的财产，因而削减了经济刺激的力量”。此外还有“残缺的交通、资本的缺乏、政治的动摇”，以及“几乎不息的内乱，没有中央一令而全国遵行的政府，农村的贫穷，依旧而迟迟不变的社会环境，通货（currency）和汇兑上的障碍，金融运输商业的关键由外国人统制。在本国有限的矿产资源之内，有很大的部分由外国公司去开采，并且其出产的一部分又被运往外国去做外国制造工业的基础等等。”他建议中国迅速改善交通状况，“这种需要之迫切，怎么说也不夸张”。同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创造一个新国家”。（注：〔英〕陶内：《中国之农业与工业》，第131、13、167、113、211页。）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要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为中心，以蒋介石为领袖，这种看法，得到了当时主流派知识分子的认同。
    陈恭禄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题来建构他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这套中国近代史话语，就其语源来说，主要来自马士的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Chinese Empire）一书。马士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以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及接受“西化”的程度为标准来划分中国近代史的时期。他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外冲突时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中国屈从时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及中国被制服时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1894-1912），由此初步奠定了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的“近代化叙述模式”。陈恭禄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不仅如此，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陈恭禄也受到了马士的影响。例如，马士认为，鸦片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在这一事件中，琦善、伊里布和耆英“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地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注：〔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286、358页。）可以看出，陈恭禄的看法与马士的看法基本一致。陈本人在1956年曾说，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是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思想渊源”。（注：陈恭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教学与研究汇刊》，1956年。）
    其实马士的影响并不限于陈恭禄一个人，当时主流知识分子都是认同马士的观点的。1934年马士去世时，有人撰文称马士“对于中国所发的言论，并没有错误的地方，并且我们应当把它拿来作座右铭”（注：郭斌佳：《纪念马丁与摩斯二先生》，《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2号，1934年。）。可见马士在中国知识界影响之大。有的学者认为，马士之后，无论是西方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中国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马士的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注：邵循正：《〈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序言》，《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蒋廷黻可以说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他的《中国近代史》作为“近代化话语”的另一典型文本，同样深受马士的影响。在蒋廷黻看来，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文化的历史。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页。）由此出发，蒋廷黻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近代中国的人和事。另一方面，蒋廷黻同样认为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内政方面的变革是对外交失败的一种回应。他的《中国近代史》通篇贯穿着一个中心问题：中国是何时，又是如何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回应的。虽然蒋廷黻在许多场合都批评过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并且渴望能超过马士的“蓝皮书历史”，“建构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历史体系”（注：〔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但实际上，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体系架构、叙事方式和解释思路上，蒋廷黻完全接受了马士的观点。（注：参见拙文《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二题》，《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