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主要源自马士的“中国对外关系”体系，那么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则主要源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史”体系。
    一般认为，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把中国近代社会正式定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上，但是在此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及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已多次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注：有的学者认为，最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是蔡和森，时间是1926年。见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1923年中共三大的决议案两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国”的表达方式。1925年苏共及共产国际内部爆发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已变成为商业资本社会。拉狄克说：“中国的土地讲不到封建的特征，而是商业经济的土地占优势，商人占优势”，在中国“封建形式虽然存在，但终不能隐蔽现在的事实，这事实是说明利用那些形式剥削农民的阶级，不是封建时代的地主，而产生于资产阶级、商人及官僚的地主”。“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意义是：因地主出身于资产阶级，而与商人及工业主发生密切关系，他本身或者在工业有股份，同时也投资于农村而成为地主。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帮助农民反对他所受的一切痛苦，并资产阶级无解放农民之可能。”（注：〔苏〕拉狄克著，克仁译：《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版，第249、252页。）而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则认为，中国仍为封建社会。斯大林指出，在中国，“如果在许多区域里，地主和豪绅夺取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如果在经济、行政和司法上，地主们据有实际的政权，如果许多省份里到现在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实--那末就应该承认，在这个中世纪局面中占统治的力量，是取特别形式而与商业资本相结合的封建残余”。他强调，否认这种封建残余，“是拉狄克同志的大错误”。（注：《斯大林与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7、850页。）他又说：“共产国际立场底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及基于这种残余的全部上层建筑物，若督军、若省长、若张作霖这类军阀等等--都是产生且扩大现在中国土地革命的基础……唯其是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物，是中国基本的压迫形式，所以现在中国发生着伟大的（按自身力量及其发展）土地革命。”（注：斯大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底任务》（1927年5月），《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863页。）可见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歧本质上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到中共党内就是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与中央的分歧。
    当李鼎声写作《中国近代史》时，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已在党内受到严厉批判，李在其《中国近代史》中也很自觉地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观点。他说：“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史上的历次革命运动时，在机械论者，就只能看见这是两种相反的势力之斗争，他们却不能指出每一次的革命是包含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发展之结果。在中国的旧社会生产关系下面产生了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之发展结果是产生革命，而迟早要否定旧的生产关系，这是为机械论者所最易忽略的。机械论在另一方面自然会抹煞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与战斗。机械论者以为中国是溶解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复存在了，因此中国的革命只要反对资本主义，而用不着从事内部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国的革命在世界革命没有完成之前，是不能单独胜利的。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辩证的机械论的方法与观点。”（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0页。）显然，李鼎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与共产国际内部及中共党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有关。
    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主要受了两本书的影响。一是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另一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1929年间编印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注：斯伟：“序言”，见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该书始写于1926年春，完成于1927年初夏，其时正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问题辩论得最激烈的时候。拉狄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及中国国家性质的看法。1929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在上海正式出版。李鼎声在写作《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显然参照了这一译本。他在文中多次引用过拉氏的论点，特别是他关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二章的论述，与拉狄克的相关论述基本一致。例如关于戊戌变法，拉狄克认为，“这段极深刻的惨史，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同俄国十二月党的暴动事件相参照……不过在实事上无论是十二月党或康有为派都不是从资产阶级内出来的，都是还没有资产阶级发展的可能的。现在中国的改革者与革命者，应视康有为派这次改革运动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注：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180页。）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有人将康有为等的改革运动比之于俄国十二月党（Decablist）十九世纪初端（一八二五年）的事变，这是颇相似的。十二月党是以抱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将校为中心的，其所要求的是废除封建的旧制、解放农奴、取消专制，而新党亦是主张改革旧的政治制度，兴办新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其中坚分子多为进步的新官僚。十二月党暴动的失败和康党的变法失败亦有好些相似点，不过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情况与十九世纪初叶的俄国不相同罢了。”“戊戌革新运动是已失败了，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甚为重大，它作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驱。”（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62页。）又如关于义和团运动，拉狄克认为，义和团运动的根源，“就是基于资本主义之侵入，引起中国的生活情形破坏，（引起）中（国）的民众愤懑而来”。“这次农民运动（义和团），决不是暴徒土匪的运动，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虽是他们被满洲政府利用了，可是他还是表示旧中国崩坏的一个伏流的波浪。”（注：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182-183、198-199页。）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写道，“虽然拉氏在分析中国革命的著述中有许多错误，但关于义和团事件的评论却不失为正确”。随后他逐字转引了上引拉狄克评价义和团的话，又说，“拉氏认为义和团暴动是和俄国的反犹太人运动一样的，俄皇政府利用农民反对农村资本家的情绪来反对屠杀犹太人，以转移他们反政府的目标，这种运动是反动的；同样满清政府利用农民与贫民的仇洋情绪来反对屠杀外国人，以消灭他们革命的意识，这种运动亦是反动的。”（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84页。拉狄克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还有几句话，关于义和团事变的根本价值，他有很多的地方，像俄国革命史上有［的］各种现象，如犹太人之屠杀褚巴妥夫派，沙皇因为所发生的民众运动，有反对他的可能，常常用这种方法，想把这种运动拿到自己手里。”见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197页。）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拉狄克对李鼎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