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声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是“革命”。他说，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整个的国民经济屈服于国际资本的铁蹄之下，而日益加深其殖民地化的创痕。结果是国内的社会阶级因此起了分化，受着帝国主义驱策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剥削制度的阶级站在另一条战线上，这样就激起了巨大的社会斗争，由对立发展所引起的突变--革命，结局是要否定帝国主义与国内的旧生产关系，这便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变化。”（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7-8页。）由此出发，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页。）故其取材，“偏重于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而这些，恰恰是陈著中国近代史所疏略的。（注：试举一例说明之。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在长达60万字的陈著近代史中，只是一笔带过，并称那只是时人的一种“夸张”和“自慰”。见陈著《中国近代史》第67页。而在李鼎声所著的不足2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中，对此事件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称“这是中国民众最初的自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级是惧怕民众的反帝运动而甘愿作帝国主义的奴隶的”。见李著《中国近代史》第20页。）
    二、对中国近代史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
    陈恭禄、李鼎声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主题的不同理解贯穿于两本近代史书中，具体表现在对近代史事与人物的评价上，“是否有利于近代化”或“是否有利于革命”是他们评判近代史事与人物的两个不同价值标准。
    关于鸦片战争。陈恭禄、李鼎声两人的《中国近代史》，均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但所依据者不同。陈恭禄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由于受地理的影响，少与外国接触，加之周边国家文化又多不如我国，中国乃以天朝自尊，轻视外国，直到鸦片战争后，“于迭次败辱之下，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教育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故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注：陈恭禄：《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3号，1934年，第523页。陈恭禄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出版的20余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李鼎声则称，之所以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径，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3页。）。对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与后果，两人的看法也完全不同。陈恭禄认为，中英之间的冲突起于误会，英国的要求是通商与平等往来，而“北京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变迁，本于轻视外人之心理，囿于旧档成案”，拒绝与英方平等往来，是故“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战祸既起，林则徐“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而琦善则“洞悉英夷船坚炮利，而中国炮为旧炮，不足防守，主张抚议”，“其见解实高于时人”。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失败之原因，“由于不知英国之情状，海陆军之实力，而自信太深”。就其影响而言，中国虽然丧失了部分主权，但“五口开放之后，贸易之机会大增，外商教士之来华者日多”。“交通益便，而中国之闭关政策根本上不能存生矣”。（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5、57、54、61、63、74、89页。）李鼎声认为，鸦片战争是欧洲资本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必然结果，“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虽然以输出商品为主，尚未发达到今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然商品生产已膨展到要求掠夺和竞争殖民地与市场的广大范围，这是毫无疑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得最早的英国在这时期自然成了东方诸国最主要的掠夺者。”战争爆发之时，林则徐在广东防守甚严，“又缮修战备”，使英军无机可乘，转而北上，进逼北京，清廷乃诏琦善署两广总督，罢林则徐职，“琦善至粤，尽反林则徐所为，撤守备，遣壮丁，并允偿英人鸦片七百万元”。后清廷再战，也未能扭转败局，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仅使各国资产阶级得以自由地用鸦片来毒害中国的人民，而且更进一层保障了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掠夺的合法，扩大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网。从此时起，国际资产阶级得以利用大工业与商业来压倒中国土著的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及家庭工业。而中国农村由于外国商品的流入，与由此而加强的商人资本利贷资本的活跃，遂更加剧其破坏与衰落的程度。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政府的苛索--巨大的赔偿等--又更加紧了统治阶级对于平民的剥削，这样当然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3、18、19、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