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运动。陈恭禄认为，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廷政治之腐败，外交之失策；二是由于人口增加，民众生计困难；三是由于会匪之流行，社会之不安。太平军初兴之时，“其军中多为愍不畏死之无赖，铤而走险之贫民，乘势附从之会匪”，其性质“殆无异于流寇也”。定都天京之后，颁行《天朝田亩制度》，“其受田之计划，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惟其事过于理想，难于实现，“其难于实现之原因，则为中国耕种之地属于农民，其田多或不足二十亩，大地主之田，则多受之于勤俭耐劳之父祖。政府收为国有，给予代价，则时无法偿还〔付〕，夺而取之，则非事理之平。分受田地之先，对于国内田亩、人口，须有精查之调查与统计，而时实不可得。”就其思想而言，敬拜上帝，对于中国文化“摧残破坏，不遗余力”。整个来看，太平天国攻扰17省，历时17年始行消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50、143、178、144、150、218页。）李鼎声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是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结果。“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中国官僚、商人由榨取农民手工业者所得的浩大的财富之积累，本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向着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着，但由于陈腐的生产关系之桎梏，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法伸展起来，于是大量的财富积累除了供官僚、富豪的挥霍享乐外，一部分投入于土地中，形成巨大的土地集中运动”，“这样当然要求一个推翻陈腐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了”。之所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是因为“太平天国虽然以打倒满清政府恢复汉人的自由与独立为主要口号，但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的贫农群众主要地是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而事实上不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是无法推翻基于此种土地关系上的满清政权的。自太平天国成立以后，为贫农手工业者所组成的太平军极力地破坏旧的土地关系--如焚毁地契借据等，这种土地革命运动，特别在太平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以后更是扩大着，尤其是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已经确立了明确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是以废除土地的私有关系为基础的。”此外，“太平天国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如禁止买卖婚姻、纳妾蓄婢、禁止缠足、男女同等考试等等），废除了奴隶制度，取消了历来黑暗的刑法制度，其他如以新历代替旧历，禁绝鸦片，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太平天国革命是带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是，由于在客观方面，“地主、豪绅、商人、贵族之结合反攻与帝国主义之援助反太平军”，在主观方面，“太平天国缺乏强有力之领导阶级，不能使革命深入于广大之群众间，联系全国革命力量，扑灭反革命的中心势力”，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47、48、65、68、58页。）
    关于洋务运动（注：李恭禄和李鼎声两人均未在其著作中使用“洋务运动”一词，这里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而借用这一名词，用以指同光年间的这一段历史。）。陈恭禄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论述同光时期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兴时期的政治，毫无进步。他说：“国内于大乱死亡之后……正宜研究外国政治之情形，海陆军之实力，工商业之进步，而可有所比较，取其所长，矫正固有之弱点。不幸朝廷上无富于经验刚毅果决之皇帝，强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与建设也。”加之太后临朝，任用非人。奕訢虽有远见，但为“避太后之忌，韬晦自立，对于朝议，不敢别持异同”。世铎和奕劻“二人识见庸陋，备员充位，对于军国大计，一无建树，唯求维持现状而已”。疆吏方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负时望，但“曾左对外之知识幼稚，无比较中西政治优劣之观念”。“李鸿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郭嵩焘之地位不及三人，但“其见解远出时人之上”。不过四人都碍于言官之诋毁，无所作为。至于外交，由于“总理衙门主办外交之大臣知识浅陋”，皇帝“怀疑列强之心理迄未改变，亲王大臣时以复仇为言，总署对于外使之要求，非万不得已，不肯让步，其已允许者，仍欲避免”，是故对外交涉，着着失败。最后他总结说，“自内乱平后，藩属次第丧失，列强在华之势力渐盛，朝廷初以中兴为言，后则淡视遭遇之事变，仍无改革。其所谓明知洋务之大臣，深信中国政教，远非西人之所能及，学其机械足矣。其顽固者且斥其用夷变夏焉。人民于乱离之后，其视政府毫无密切之关系，一如昔日。政府于祸患之先，从未事前预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时，始乃救济，人民受其实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祸乱之主因也。国中祸乱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计困难，秘密社会之横行无忌所致。”（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22、231、240、242、253、327页。）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也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段历史，但对中兴时期内政方面的变革，如总理衙门的设立、机器局船政局招商局之成立、留学生之派遣等无一言及，而是专门论述同光年间中国与日英俄法的交涉，详细说明了日并琉球、俄占伊犁、法夺安南及英侵缅甸的历史。他认为，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之环攻愈演愈烈，“由于海外商业资本的活跃，英法等国已逐渐开始了资本的原始蓄积，国内资产阶级的蓄积的欲望亦就日益亢进。对于殖民地与海外市场的需要就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势力日益澎大之主要契机了。”（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04页。）显然李鼎声有意回避了同光年间内政方面的变革，而刻意突出了这一时期的外患，这与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的理解是一致的。
    关于戊戌变法。陈恭禄认为，“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其倡言者多为国内觉悟之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也。”变法的中心人物是康有为，在他的推动下，光绪帝决心变法。自6月11日诏定国是至9月20日政变发生，发布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诏书，所有的改革举措，“均切中国之积弊”，然而“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实状”，“求治太急”，结果失败。总的来看，“变法乃清季之曙光，不幸摧残夭折，此清室所以覆亡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85、468、486页。）李鼎声认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是戊戌变法的总背景，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带动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勃兴，这样“渐次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反映到社会政治方面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一般具有接近资产阶级意识的新官僚觉悟到没有新的良好政治做基础，单靠军事上的新建设还是不足恃的，于是戊戌改革的轩然大波就此展开了”。但是变法遭到了清廷内部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旧党的反对，“他们忌妒新党的得势，唯恐自己的地位为新党取而代之”，于是发动政变，将变法运动扑灭下去了。“戊戌改革运动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广大的群众斗争做基础，康有为等虽能揭出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而因为仅依傍一手无寸柄的德宗做后援，这当然敌不过基础雄厚的反动势力。”“戊戌革新运动是已失败了，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甚为重大，它作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驱，中国输入西洋文化的运动亦以此为启蒙时代，而国内的阶级分化也由此日渐明显起来了。”（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54、156、161-162页。）